核心提示：朱全森说，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下辖达县、巴中、通江、宣汉等县，1992年撤销），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让他颇感悲伤。
原达县专区碑庙乡中心校教师朱全森，后参与《达州市志》编纂，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 来源：南方都市报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28日刊 作者：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 原题为：跃进过后是饥荒 川东达州市三年“灾害”纪实
50年过去了，朱全森仍无法忘记那持续多年的饥饿体验。
1959年，当饥饿在四川省东部蔓延开来时，26周岁的朱全森，是四川省达县专区（现为达州市）碑庙乡中心校教师，“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数十年后，他参与《达州市志》三卷本的编纂工作，主笔大跃进等政治运动，对那段岁月有刻骨铭心的反思。
朱全森说，在三年灾害期间，达县专区（下辖达县、巴中、通江、宣汉等县，1992年撤销），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让他颇感悲伤。“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并非秘密。在王光美、刘源等人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也曾记载，刘少奇曾在“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达州市志》称，1959年～1961年，达县专区连续三年旱灾，1959年6月30日起，达县、宣汉等地持续伏旱49～67天，1960年，各县伏旱20～47天，1961年夏全境干旱及中南部伏旱（大竹县54天），使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不过，朱全森更愿意用“人祸”来形容这场灾害，他和达州市公安局文史工作者何大地均对南都记者说，那三年，栽秧时节水稻田里是有水的，那点干旱在正常情况下根本饿不死人。
给那段惨痛历史做注脚的数字是，1962年，达县专区总人口354.2254万人，比1958年减少30.4396万人，年均减少7.6099万人，年均递减19.78%；而在1950～1957年，人口是呈增长态势的，年均增长率为16.81%（据《达州市志》）。官方的人口统计是否准确，仍有很多争议。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在编著《中国共产党达县历史第二卷（1949-1978）》时，就回避了该县死亡人数，仅提及“1961年春，全县10余万人出现水肿病。”据达县县志，1961年达县人口88万余人。党史研究室主任杨吉文对南都记者说，“统计数字是失真的，和实际与推论不符合，死的人应该更多些。”
“达县专区饿死人的情况，在四川算严重，但不是最严重。专区内部也不平衡，要看地方领导的领导水平如何，有的领导更过火，有的手软些。达县专区11个县，灾害最严重的是宣汉县，而宣汉县内也不平衡，基层执行并不完全一致。”朱全森说。
这一段饿死人的故事，是从“大跃进”开始的。
“我叫我儿子、孙子以后都亩产万斤”
周永开，生于1928年，是民国时期加入中共地下党的老革命，“大跃进”开始时，他是达县专区巴中县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
“1958年，巴中县大炼钢铁、大办水利，把农民抽走，农田里没劳动力了，粮食都没收回来，红薯在田里都烂掉了，但后来还算到总产量里去了。”周永开对大跃进的回忆，从农田荒废开始。他对南都记者说，在1958年之前，全国经济上升，大环境很好。而转折就发生在1958年。
这一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被提上日程。总路线、大跃进与随后出现的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开始在全国大力度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