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家中茶壶都砸烂去炼钢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敞开肚皮吃饭”的好景也不长，1959年的饥荒袭来，公共食堂吃得都是“超级稀饭”。吃饭时，“每人一勺稀饭，和炊事员关系好的，一勺干些的稀饭，不好的，水就多些。吃野菜，只要猪能吃的人也吃。”
读小学的何光宇也被要求每天挖6斤葛根，上交食堂。这个东西深埋在地底，要动用钢钎、锤子，费好大劲才能挖出来。何光宇的一位同龄同学何光森，因患有癫痫病，身体差，完不成任务，就被生产队的干部殴打。“用湿树条打他。他回家后没吃的，过两三天就死了。”
伏家坝生产队一共饿死了4个人，其他三个是饭量大的精壮劳力。死人相对较少，因为附近的树皮草根比较多，可以充饥。食堂附近的原村民比外迁过来的占有优势，晚上生产队长会偷偷与大家私分些食物。
巴中县玉山区官公乡英雄大队就没有那么好运。虽然英雄大队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土地平旷，水利好，有河水自流灌溉，产粮也多。但正因其产量多，在极左干部的强迫下，征购粮也格外多。“结果大队1100多人，死了约200人。这是巴中县死人最多的地方。我们就批，死这么多人，哪里是英雄，是狗熊！”周永开说，他去这个村视察，村民反映上面应该给村民拨粮，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乡、村干部浮夸和工作作风粗暴上，对县级干部都不予批评。
大家普遍患有水肿病，女人则闭经和子宫脱落。“那两年，我们村一个娃都没生。”何光宇说，他的哥哥在不远的洪口乡教书，那里死人相对更多，常常有人走路时倒下，再也没能起来。而在沙溪公社文胜乡，还曾发生轰动一时的食人案。
“执行的背时，不执行的也背时”
饥饿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弦常常绷得更紧。在达县公安局档案目录上，南都记者看到不少这一时期的“反革命”等案件。另外，也有很多以“刀儿教”等名义的小范围预谋暴动，很快即被镇压。
对“三面红旗”心怀异议，在当时是件很危险的事。
伏家坝大队有个叫王成木的社员，因为对统购统销征粮过多有意见，在1958年时就被生产队长打成“坏分子、右派”。何光宇记得，有一天晚上，生产队在学校会议室里开会，书桌都被移到一边，屋里燃起一堆火，他听见生产队长一声吆喝，“把反对统购统销的坏分子王成木抓上来”，立刻就有几个积极分子从人群中把王成木押上台，按在地上拿棒子打。
那次对王成木的批斗持续约半个小时，给年幼的何光宇留下很深印象。“那时动不动就打人。后来给王成木平反时，发现档案里没有坏分子和右派帽子，一直是生产队长自己说他坏分子、右派。”
在达县金桠公社，有个地主成分的杨光金，因为向《四川日报》写信，对粮食政策有意见。1960年被“抓获”，罪名是反对统购统销与大跃进。
“三面红旗，只能说好，不能批评，否则，想斗你就斗你。”朱全森说，面对自中央传达下来的指示，基层干部也常常不知所措，“执行的背时（倒霉），不执行的也背时。”
不执行中央决策者，完不成征购粮食任务，要受到处分；严格执行者，少不了手上添很多血债。1961年，政策开始有所转向，体现在达县专区基层的，是“反军阀作风”运动。部分干部因推行强迫命令逼死人而受到批斗。朱全森说，达县安云公社双河口村支书郑道福，因工作积极，严格执行上级命令而升迁为公社副书记，但在反军阀作风运动时祸临己身。“他人比较耿直，想不开，就在达县县委宾馆厕所里上吊死了。”
在达县专区，反军阀作风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乡村干部，连县级官员都很少触及。朱全森特别提及，饿死人最多的宣汉县，县委书记在群众中印象很差，最后只是调到专区某部任副部长而已。
饿死人的现象在1962年开始缓解。这得益于年初“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周永开参加了这次大会，他最终听到了四川省委书记在饿死人事件上的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