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朱全森出生地北外公社是达县专区的样板公社，另一个魏家公社是达县的样板。朱全森记得，魏家公社上报的亩产是6000斤，临近上级检查时，就从附近的麻柳乡挑长势好、抽穗的谷子拔出来，用汽车运来，堆种在试验田里。“结果秋雨来了，谷子不透风，检查过后，没有长熟就捂烂了。”
朱全森说，类似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61年春《农业六十条》发布，“这才终于相信农民自己会种田。”
“公粮一交，农民没得吃了”
四川省虚报的高额粮食产量，给了中央超额征购粮食的理由。
“中央传达指示说，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只剩下7天粮了，四川要调几十亿斤粮食支援。巴中县一天有四五千辆车，连续不断给中央运粮。本来粮食就少了，大家的口粮就慢慢减少。”当时主管农业的巴中县委副书记周永开说，国务院给四川省委书记打电话，省委书记再给各地县电话，要求必须调粮，头等任务就是要保证运到中央。周永开经常参加省委电话会，经常一天有两三个会议协调调粮，有时还要前往省城成都。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农民，也包括干部。周永开说，公职人员最初的口粮是每月每人30斤，后来慢慢减为27斤、21斤，最低时仅18斤。不过，那时领导干部有特殊照顾，所谓大灶、中灶、小灶的区分。周永开每月能额外多分些肉蛋。严宗全1961年是副科级干部，曾享受了三四个月的特供食品，他记得一个月有一条烟、一斤黄豆等。
最惨的还是农民。“公粮一交，农民没得吃了。”周永开说，那时缺油少盐，农民还要超负荷重体力劳动，一人每天最少要1斤粮才能吃饱。但干部还有定量口粮，农民就没人具体管了，交完公粮剩下多少算多少。
周永开彼时主抓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和征粮，他思想上的压力很大。“主要是粮食压力，就是要保证把仓库里的粮食运走。”他说，总体上而言，那时候的老百姓和现在的想法不一样，巴中是革命老区，人民尤其听话，特别是听说调粮是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所以也比较配合。“那时的政治宣传到这种地步，中央一声号令，别说要粮，死都愿意。”
老百姓的听话程度，在调粮过程中展露无遗。达县专区位于大巴山区，交通不便，曾一度用人力背粮行走山路。朱全森说，1960年，济南军区派出一个营来到达县，用汽车往外运粮。在汽车不能抵达的乡村，只有动员饥饿的农民上阵。
从金石乡背负粮食到通车的公路，有三十里的上下坡山路。朱全森听说，有一个农民就在这个过程中饿死在路边。但也有农民会借此机会偷偷吃些米。碑庙乡一位副区长唐成之，就曾看到一个农民用自带的铁皮罐头盒子，在桥边舀来水，就地煮米饭吃。不过，唐成之并未揪斗此人，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去煮。这种不完全执行中央与地方命令，暗中同情农民的官员，被朱全森称为好干部。
达县专区通江县沙溪公社伏家坝生产队的何光宇也记得，那时每家都被分配了背粮的任务，不得不完成，村里连老婆婆都动员起来，背粮走80里山路到毛浴镇，那里通公路了，再远处，广元的火车站有专列在等着向外运粮。
1960年，达县专区的粮食被源源不断地运出去。“那是水肿病最厉害的时期，死人最多是在1960年春节前后，尤其是农历正月、二月的时候。”朱全森回忆。
“那两年我们村一个娃都没生”
饥饿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
12周岁的何光宇读四年级了。放学回家时，因为肚子饿，走山路爬石梯常常爬不动，用手撑在地上一点点挪动。在公共食堂做饭的母亲心疼得哭，常常偷偷给他点吃的，所以他身体比一般同学还要好些。
何光宇所在的村子原来有100多人，后来因食堂合并，附近住得分散的村民为避免走十多里山路前来吃饭，也搬过来住，形成200多人的规模。而他们原来的居所就在空芜中慢慢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