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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化改革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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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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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提高了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CFP供图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波澜壮阔的改革历史，我们深为开拓、奋斗的民族精神而骄傲，为祖国辉煌、惊人的进步而自豪。按照历史的脉络，30年市场化改革可以划分为“改革的起步”、“改革的初步进展”、“改革的全面推进”、“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四个阶段。
改革起步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1984年，特别值得回顾的是农村的改革突破、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以及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
改革从农村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1978年春夏之交，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背着公社和大队搞起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取得明显成效，农民的首创精神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坚决支持。1982年，党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此作出性质上的界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3年党中央“一号文件”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更为详尽的界定。至1983年底，全国农村实行以家庭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已占农户总数的90％以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改革的突破口，促进了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1978年至1984年的6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55.4％，粮食产量增长33.6％。1978年至1983年的5年间，农村人均消费额增加了108元，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
企业改革的尝试：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1978年至1983年，国营工业企业的改革开始了初步探索。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让利”，使得国营工业企业获得了初步的自主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解决国家同企业以及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缓解当时财政赤字的困难，增加财政收入，改革之初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1981年以后的进一步改革，重点是实行责任制。1983年开始的企业“利改税”，使企业有了一定的税后利润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当然，用税收分配代替价格分配作用，并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
城乡商品市场的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和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城乡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也得以恢复和发展。1979年以后，恢复并适当扩大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村集贸市场开始繁荣。其中，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也为形势发展提供了相当的动力。
尝试市场新体制：经济特区的设立与初步发展。对外开放是改革的必然要求，而建立经济特区是改革的重要突破口。1978年至1983年，中国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完成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我国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其目的主要是引进境外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并进行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改革试点，其基本特点主要包括：特区企业的进口均免征关税，同时享受较低的所得税政策；对于国外某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允许内销，以市场换技术；拥有较大的经营活动自主权和管理权限；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调节的范围和覆盖率更大。设立经济特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也是实行对外开放的伟大创举。经济特区建立以来，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项特殊政策和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外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发挥了“排头兵”、“试验田”和“窗口”作用。
改革初步进展
这一时期是从1984年10月开始，至1991年底，可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此后，农村改革继续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出现了高潮，生产和流通领域改革不断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取得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
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令人瞩目的大事。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1984年党中央“4号文件”中，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明确了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意义。乡镇企业在8年时间里，总产值、利税总额都增长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其增长率波动性也较大。这一时期，还对实行多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进行了调研分析，1985年中央正式提出以粮食定购制取代粮食统购制。定购制力求按当时市场价格收购粮食，并给予农民一定的销售自主权。
企业改革的推进：承包制的普遍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最初推行，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的经济责任制基础上开始的，其在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企业“两权分离”后有了更快发展，并于1987年在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中迅速推开。实践证明，承包制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性产物。实行企业承包制，只是在政企职责尚未分开、竞争性市场尚未形成、企业组织制度还没有可能进行根本改革的条件下，给予企业一些自主权的过渡性办法，而不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承包原则不能适应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
流通领域改革：从“双轨制”到“价格闯关”。1984年至1991年间，我国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并尝试进行价格闯关。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即“扩权十条”）标志着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政策的出台。1985年1月，国家又进一步取消了原来规定的计划外价格不得高于计划内价格20%的限制，标志着这一政策的正式实施。
生产资料“双轨制”的实施对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价格体系中市场调节比重上升；二是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定价权；三是对促进生产结构调整有一定作用；四是有助于扩大短缺产品生产以平衡市场。但是，价格“双轨制”的实施也造成了市场的不公，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我国1988年的通货膨胀率首次突破两位数，涨速极快。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意味着价格改革又回到了稳步推进的道路上，以“有步骤、稳妥”的价格改革取代了激进的“价格闯关”。
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30年来，我国通过稳步的“调放结合”的价格改革，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的统一定价向市场价格的转变，为此后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外开放的扩大：14个沿海城市开放及海南建省。4个经济特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道窗口，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此后的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础。1984年，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后，提出了进一步开放沿海城市的建议。1984年5月，国家正式确定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经济权限、给予外商优惠政策，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全面铺开。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设立海南省。同时，海南岛被划定为海南经济特区，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意味着我国开始将整个省作为一个经济特区来试点。海南建省后取得的发展成就，也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改革全面推进
1992年至2001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此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蓝图和推进改革的基本举措，市场化改革开始全面推进。
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股份制的推行与“抓大放小”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目的是力图通过实施这一制度来解决企业“负盈不负亏”和缺乏活力的问题，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股份制改造逐渐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方式。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发展股份制的要求，对国有企业普遍进行股份化公司制改造。与此同时，改革的着眼点从过去的搞活单个国有企业转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重大战略任务，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战略性重组改造。这些重大举措在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取得了积极的改革成就，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转变和效益提高；促成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补充地位”到“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民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体现了党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认识上的飞跃。此后，民营经济开始全方位快速推进，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所有制理论的历史性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加以明确。《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相继出台，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法律环境，使之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全面对外开放：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从1994年起，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满足加入WTO的要求，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涉外经济领域的开放持续扩大。首先，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特别是WTO规则接轨。政策透明度高，投资环境进一步得到完善，为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其次，外贸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1994年国务院提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外贸机制”。在实践中，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结构不断优化，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以及使中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系世界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劳动力就业。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劳动力市场体系，推进就业、用工等方面的市场化，并提出要建立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同年12月，当时的劳动部发布《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提出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竞争公平、运行有序、调控有力、服务完善的现代劳动力市场。这一时期，虽然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尚未彻底改革，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只是形成了一种流动人口，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和城镇转移比重明显提高，城镇劳动者跨地区流动增加，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企业自主权的进一步落实，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聘更多地采取市场机制。部分职工开始下岗，构成失业群体。为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国家一方面深化经济体制和就业体制改革；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保持宽松的就业环境。这一时期，我国建立了较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城乡劳动力市场快速发展，劳动保障制度初步建立。
政府管理职能的重要转变：宏观调控体系的初步建立。1993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一个“一揽子”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开始酝酿。1994年初，我国开始以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为主要目标的重大改革。
从财税体制改革上看，经历了从“分灶吃饭”到“分税制”，又转向构建公共财政的过程。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内容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税收制度，从过去单纯的放权让利向按照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能划分财政权限的方向前进。1998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建议进一步明确将建立公共财政初步框架作为“十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重要目标。
从金融体制改革上看，经历了恢复初创、全面拓展和深化健全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金融体系的全面改革方案，其核心就是要将金融改革作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1994年三大政策性银行的成立实现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年生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此后，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逐步开始启动。在继续对利率水平进行调整的同时，国家还加大了对利率结构的调整。
从外汇体制改革上看，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取消了原来的双重汇率体系，实行了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并推动了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国际化进程。
从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上看，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不断优化和丰富，取得了很大成效，特别是“九五”期间的宏观调控，在实现经济软着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遏制通货紧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框架，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
改革进一步深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生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既面对发展战略机遇期，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既然如此，我们就将2002年至今的这一时段，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期。
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年底，中国正式成为WTO第143个成员国，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纪元。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意识已经渗透到经济与社会生活当中，而机遇和挑战也同时到来。通过履行加入WTO的承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各领域市场化程度稳步提高，2003年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73.8%。我国通过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提高了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中国也被认为是美国之外的新经济增长引擎。7年来的发展证明，加入WTO对于中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有制结构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和“非公36条”的出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2003年成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初步理顺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在这一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推进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完善国有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使得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略性调整迈出了新步伐，国有企业效益、实现利润明显提高。
2005年2月，国务院制定《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明确提出了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7个方面36条的重要政策措施，在市场准入方面取得了根本性突破。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此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经济作为所有制改革的产物，已对经济改革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一种新思路。
生产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品领域市场化的深入，要素市场也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而且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劳动力市场化方面，政府较早地退出劳动力资源配置领域，使得行政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范围不断缩小，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领域不断扩大。
在资本市场化方面，2002年以来，QFII（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股权分置改革以及QDII（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先后实施，标志着证券市场不断发展与完善。同时，产权交易市场、中小企业板块、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也相继建立，并取得重大进展。
在土地市场化方面，2002年以后，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以及2004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使得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初步确立，土地产权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土地权利体系开始构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得到加强和完善。
政府与市场准确定位：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一时期，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体现在投资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垄断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改革步伐加快、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有所加强、政府审批进一步规范、政府问责制得到强化、政府规模继续缩小、依法行政全面推进等7个方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改革。在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本身一系列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配套推进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发展和规范市场中介组织，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等其他一些重要内容。
共享市场化改革成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科学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指南。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发展观，也是改革观。科学发展观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30年改革开放，发展与改革相辅相成。比如，发展农业，需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需要以改革为动力，实现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发展对外贸易和提高引进外资水平，需要坚持扩大开放，进一步改革外贸、外汇、外经和外资管理体制；保持发展的动力，需要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总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有了科学发展观，就明确了改革的范围和力度，保证了改革开放目标正确、方向清晰、设计合理。虽然科学发展观不能完全代替经济体制改革规划，但科学发展观揭示的关系，确实可以成为经济改革的框架指向，确实为正确处理发展、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提供了更有效的平台。总之，科学发展观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真谛，吸纳了世界共识的价值理念，提出了应对新形势、新问题的辩证而全面的战略与策略，总结和提升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非常重要。科学发展观必将为市场化改革正确导航，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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