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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一号文件”出台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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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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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都用“一号文件”形式出台有关农村改革的政策措施，这在我党历史上并不多见，足见党中央对农村改革的高度重视。正是这五个“一号文件”催生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改革有着怎样的曲折与突破？全程亲历者，73岁的原四川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赵文欣讲述——
如果说中国的农村改革历史，是一条跌宕起伏的长河，那么，30年间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十个“一号文件”和三个《决定》，则是这条长河中的航标。它们引领着中国农村这条航船，一次次穿越激流险滩。
73岁的原四川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赵文欣，就曾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长河中，参与安放了最初的航标——1982年至1986年五个“一号文件”和一个《决定》等诸多重要文件的出台，他经历了全程的讨论起草。20多年后，2008年9月9日，他坐在办公室的真情讲述，让我们再一次真切触摸到哗哗流过的历史……
[背景]
五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
◆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第四个“一号文件”。取消了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个“一号文件”。文件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第一个“一号文件”出台后，连一直批判“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大寨村也坐不住了
1981年10月，46岁的赵文欣第一次走进了北京西郊八大处。
与他一同到来的，还有10余位来自国家农委和安徽、黑龙江、浙江等农业大省负责农村政策研究的同志。他们的任务是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起草文件。
这已是他当年三度进京参加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前两次分别是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书记会议。前两次会议上，赵文欣将四川广汉等地的巨大变化，及总结出来的经验全盘托出。
或许正是四川农村的改革尝试，为他赢得了参与拟订农村政策的机会。
当时，正是一个“左”的权威与四川、安徽等地农民自发“包产”的创新实践相冲突的年代。1976年秋即有四川广汉西高公社农民“包产到组”，1978年底有了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尽管改革的效果是惊人的增产，但截至1980年底，全国仍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
核心的原因，是国家政策层面对农民自发实践的态度不明朗。
就在赵文欣1981年10月在北京开会期间的一个晚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领导还曾跑到他的住处，悄悄告诉他一个惊人消息：明天报纸上将发表“包产到户”要问是姓社姓资的社论。
“要让包产到户在全国全面开展，就必须有明朗的政策。”在赵文欣看来，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和国内还有部分人不能完全接受这种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总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后来我们还不断地看到，姓社姓资的争论在很多年里一直伴随着整个改革过程。
“说到底，就是要想办法给包产到户戴顶红帽子。”经过连续几天的冥思苦想，参与者终于想出了一个论断：不同于“分”，“包”的所有权还在集体，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
绕过了这个关键障碍，文件迅速出台，1981年12月21日，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被中央政治局通过，1982年元旦向全国发出。而文件的核心精神就是“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
在赵文欣看来，这个结论非常关键。把包产到户纳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最大的作用就是平息了它姓社姓资的争论，把它原来的社会主义“临时户口”改成了“正式户口”，为广大农民送上一颗“定心丸”。
文件出台前报送给中央，邓小平看后说“完全同意”。陈云看后专门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是个好文件，可以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
全国各地疑虑顿消，纷纷干起来，到1982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队达到了90%。甚至连一直批判“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也坐不住了——这消息令赵文欣非常激动。
●第二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1982年6月，赵文欣再到北京。这次，文件的起草者们分别到了全国十余个省市调研。
近一年来，“包产到户”在全国普遍推广，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所到之处欣欣向荣。8月，调查组回到北京后，先后召开了五次农村经济政策研讨会。
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调研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上：允不允许私人买拖拉机和汽车？允不允许私人跑长途运输？允不允许合伙入股修鱼池，按股分红？等等。针对上述问题，赵文欣等人一致建议，要放活农村工商业。
此外，起草小组还提出应该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并存。按劳分配之外，还应该允许按投入的生产要素分配，即按投入的资金、土地、技术实行分红，以鼓励人们多积累多投入，以补充国家投入的不足。
因此，1983年的“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两个转化”，即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
最重要的是，文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
“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了，谁还敢反对？”赵文欣激动地说。这表述再一次从理论高度，让全国农民吃了个“定心丸”。
●在第三个“一号文件”中，对雇工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邓小平说：“不急于限制，看三年再说。”
1983年2月，正是春风融冰的时节，赵文欣接到通知：赴京参加第三个“一号文件”的准备工作。
在长达半年的调研中，赵文欣了解到，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部分人因为担心土地承包时间过短，不愿进行土壤改良，采取掠夺式开发的比较多。为此，参与讨论的很多同志都建议延长土地承包期限。
另一方面，本是对农村“精神污染”的批判，逐渐引发对农村现行经济政策批判的苗头，甚至有人提出要“批判单干”、“禁止雇工”、“斗争长途贩运”等等。
在纷杂的问题面前，文件起草者们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1.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2.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3.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4.允许私人办企业雇工经营；5.国营商业、供销社逐步开放贸易、退出市场垄断。
到会的各级领导大多主张再给农民吃一颗“定心丸”。对所提出的建议，1、2、3项原则上无异议通过。而最后两项则出现了分歧，其中对于雇工的问题分歧尤其明显，经过多次讨论，最后依然未能取得一致决定。
于是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说：“不急于限制，看三年再说。”
而在这之前，邓小平也还为此指出：“农村个别户雇工，不怕，冲击不了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得及解决，十年、八年也来得及，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是放得还不够，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破题。”
“所以当年的‘一号文件’就没有写关于雇工的问题。”赵文欣认为，这实际上体现了党中央的政治智慧：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先不忙下结论，等有了实际效果后再说。
“雇工问题之外，还有个小插曲。”赵文欣回忆说，当年看到有人对“包产到户”政策发难，他心里很着急，到北京后他找了当时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农业专家吴鎔，两人连夜写下了《搞活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针不会变》的文章，送到《中国农民报》编辑部。11月15日，文章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两天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文章发表后，各地反响激烈，甚至有一家外国报纸就此判断：这是中国继续改革的信号。
●第四个“一号文件”出台后，连农业专家都担心：那么多水果国家不收了，市场能吃得下么？
1984年，全省粮食大丰收，达到了人均400公斤的历史最高位。
但赵文欣在调查中发现，随着粮食产量的急剧增加，四川各地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卖粮难”现象。农副产品也“难卖”，在重庆奉节（当时属四川管辖），当地农民将上好的脐橙倒入滚滚长江。
“谷贱伤农的原因在哪里？”在全国多个地方紧张调研数月后，他终于发现：粮食等农产品过剩只是局部的、低水平的过剩，粮食并没有真正过多。而导致“难卖”的根本原因是农副产品统购派销制度和农业的种植结构。
“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取消统购派销制度，改革农村流通体制。”在讨论会上，赵文欣等人直接提出了方案，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响应。而这些建议经过完善，最后都写入了第四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最主要的举措就是取消了已实施30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销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
“但还是有担心，主要是怕国家不管了，那么多的水果怎么办。”文件出台后，赵文欣一直心悬着。“实际上，那个时候对于市场经济还是有顾虑的，连我都是如此，更不说普通人了。”
●第五个“一号文件”，专家们建议农业发展除了“一靠政策，二靠科技”外，还要加上“三靠投入”
1985年，受自然灾害和粮食产业宏观调整失控的影响，当年全国粮食产量骤减550亿斤。“原本松下来的心，一下子又悬起来了。”赵文欣回忆当年，“必须重新强调农业生产的基础地位。”
当时，提高了对农民的粮食收购价格，却没有相应提高对城市居民的销售价格。这就造成粮食增产越多，财政补贴越多。到达峰顶的粮食产量及相应的交售量，尤其是大量的超购加价粮食，使得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于是，国家取消了原先的超购加价50％的规定，将所有粮食按平价收购。这大大减弱了对粮食增产的激励。
农民利益受损，迅即表现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供应减少。对此，有的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包产到户”潜力枯竭，该收场了。但更多农业专家意见一致：这是价格不反映价值的结果。
针对当时出现的农业成本上升、收益下降的问题，从1985年9月开始，赵文欣所在的小组开始讨论起草第五个“一号文件”。其核心问题就是“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赵文欣说，当时提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口号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但仅有这两条实际上还不够，“为此，在我们的建议下，又加上了一条：三靠投入。”
“农业产业一直是个弱势产业，对农业的扶持必须落实到真金白银上才行，不能说空话。”让赵文欣欣喜的是，他当年的呼吁渐渐成为上下的共识，如今国家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农业的补助也在逐年上升。
●尾声：农村改革未有穷期
1987年开始，中国的农村改革走上平稳发展之路后，持续了5年的“一号文件”暂别人们的视野。但随后两年里，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领导下，赵文欣又参与了《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农村丰收的决定》两个涉农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改革之所以推进，完全是在中央高层领导支持和广大基层群众推动下，上下联动呼应而成的。”
1991年，十三届八中全会要出台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决定，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领导下，赵文欣等人又开始了调查起草工作。在对河北、山西等地的调查中，他们发现，由农民工进城引发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问题正成为社会焦点。在农村中，也有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怀疑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来。
“在此情况下，完全需要出台文件来统一全国对于农村工作的思想。”赵文欣回忆说，当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的核心思想，就是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他再赴北京，参加了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主持的“九人座谈会”，畅谈改革开放20年农村工作的得失，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
“祝愿四川农村改革前景更美好。”采访结束，应记者的请求，赵文欣拿出一张白纸，工工整整地写下这13个字。（记者梁现瑞刘若辰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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