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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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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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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一转折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大多数与会代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动和支持下通过斗争取得的;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到会议召开前的两年，党内正确力量在思想上、组织上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与国内外形势发展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它既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也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变，而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三中全会以来30年的实践告诉我们，中国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不改革不开放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没有出路。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当代史
［作者简介］朱佳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对此，人们早已了解，并形成了广泛共识。但是，这一转折是怎么实现的，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性质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在认识上就不那么统一了。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基本特点、历史背景和伟大意义，对这一转折的由来、必然性和性质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和特点与转折的由来
要搞清楚三中全会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首先应当搞清楚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特点。
（一）关于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
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从当时的全会公报上看，可以大体归纳为六点:第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同意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第三，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四，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第五，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加强民主，明确了党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第六，加强和充实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从新的认识高度，将两个会议的主要成果明确地概括成了八条:第一，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间及之前的“左”倾错误;第二，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第三，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四，停止了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第五，提出了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六，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第七，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第八，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在列举这八大成果后，《历史决议》指出:“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后的今天，如果要对它的成果再作进一步归纳的话，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第二，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因为，正是这两大成果，使我们党和国家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说三中全会实现了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主要根据即在于此。
先说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在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2］三中全会闭幕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6个人，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由于会议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中央工作的主导权实际已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另外，汪东兴在会议期间作了书面检查，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在不久后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职。到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又提出请求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得到会议同意。所以，邓小平所讲的三中全会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对此，邓小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有更加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3］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所以能逐步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就在于有这个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供坚强的保证。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对于三中全会的路线，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表述。①但无论作哪种表述，意思都差不多，都是指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会后所制定并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从三中全会公报上看，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思想上，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当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个基本意思已经有了。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为了正确贯彻解放思想的方针，及时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意思更加凸显出来。对于三中全会的组织路线，会后也有进一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合格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做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使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制度化。
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指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相反，要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经济制度的私有化、政治体制的西方化，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那样，“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4］“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2］（pp.124，137）历史证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战胜国内国际一个又一个风险的挑战，之所以能在不断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经济持续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关键就在于有这条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指引。
（二）关于两个会议的基本特点
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取得了那么重要的成果，是否是事先就计划好了的，是否是有步骤地自然而然地取得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要看看这两个会议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不同寻常的显著特点就清楚了。
首先，议题中途发生了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发出的通知和开始时由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宣布的议题，都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但是，会议刚进入第3天，党的八大时便担任中央副主席而“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会一般委员的陈云，率先在小组会上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现在干部、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顾虑。接着，他提出了6个影响大或涉及面广、需要由中央考虑决定的冤假错案和问题，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的历史遗留问题，彭德怀的骨灰安放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生的严重错误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但又不便于说的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作用。代表们纷纷表示赞成他的意见，同时加以发挥和补充。华国锋在紧接着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虽然要求会议由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转入讨论农业文件，但代表们并没有照他的要求办，而是依旧热烈讨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并且延伸到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不正常情况、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和中央个别领导同志的意见、对中央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人事调整的建议等重大现实问题。
鉴于会议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会议开始不久后出访回国的邓小平，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力促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与会代表所提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予以平反，决定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部文件，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审理，对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由地方自行解决。这次会后，胡乔木在小组发言中又提出，真理标准问题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政治问题，建议华国锋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作一个结论，以便统一全党思想，澄清国内外各种猜测。于是，华国锋在第四次全体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提出“两个凡是”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对没有能及时解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分歧作了解释。
会议对原有议题的突破和取得的进展，使邓小平会前所准备的讲话稿也显得不再适用。会议临近结束时，他针对会议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亲自草拟了讲话提纲，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研究经济建设上的新情况，解决经济管理方法、管理制度改革上的新问题等。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会议作出了深刻总结，为全党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因此，在事实上成为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三中全会原定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后提交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年的计划安排，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事实上，它除了上述内容外，主要是学习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确认中央工作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及增选和增补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其次，会议持续的时间长，解决的问题数量多、分量重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原定开20多天。三中全会原定与中央工作会议间隔十来天，在12月10日召开，会期3天。但由于工作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不断有新问题提出，使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开了36天。三中全会则紧接着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两天后召开，会期也比原计划延长了2天。两个会加在一起共有41天，如果把它们合起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算起，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决定，共14天，可以看作是发动阶段。其间主要讨论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
第二阶段从11月26日到12月13日的小组讨论，共18天。可以看作是深入阶段，其间主要议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对中央个别领导提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建议。
第三阶段从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会议结束;再从12月17日三中全会召开小组召集人会议到12月22日三中全会闭幕会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黄克诚等9人为中央委员，以及通过全会公报，共7天，可以看作是总结阶段。其间主要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酝酿增选、增补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名单，同时继续发表前两个阶段没有讲完的意见。
再次，会议气氛生动、活泼、热烈，真正做到了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开始时，还有扣压简报的事情发生，但当代表提出意见后，情况很快变了，基本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简报有闻必录，印发及时。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评价中央工作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4］（pp.140～141）陈云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即席讲话中也说:“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5］他们这些话高度概括了会议的真实情况。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有的。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伟大转折的直接原因。它说明，三中全会的胜利并非自然而然取得的，而是与会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动、支持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争取到的，是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
二、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与转折的必然性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主要不是全会公报所讲的那些内容;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事先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一个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是偶然的、突然的，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呢?应当说，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把它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国际、党内党外、主观客观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转折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或迟或早总要发生。
（一）转折的客观条件
自从1976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里，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和一些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步伐，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首先，在政治上 那两年虽然在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运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有所进展，但是，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不仅未能顺应党心民心，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系统清理在党内已持续很长时间的“左”的指导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乘胜前进，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再拖延和阻挠恢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并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在粉碎“四人帮”后焕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起党内外同志的广泛不满。因此，要求尽快解决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文化大革命”及此前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评价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及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四化建设的呼声，变得日益强烈。
其次，在经济上 那两年虽然制止了许多地区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混乱状况，使国民经济开始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但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在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又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使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违背了人民要求尽快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他虽然看到了国外技术的进步和中美、中日关系解冻后西方在对华贸易、投资方面出现的新形势，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但是，不考虑国内对引进的配套和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同样是“左”的急躁冒进思想支配下的表现。这一切都迫切要求经济工作中认真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对国民经济进行一次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另外，在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违反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极大地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致使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亿多农民有待解决温饱问题。在城市，“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学毕业生实行上山下乡的政策，累积约一千多万返城的知识青年有待安排就业，再加上其他新生劳动力的出现，使国家无法单靠国有企事业单位满足就业需求;而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统收统支的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弊端，也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呼唤对经济体制、经营方式、所有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二）转折的主观条件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通过部分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争论，通过按劳分配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及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很大宣传，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舆论氛围。这一切，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首先，在组织上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陈云为呼应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意见，与王震等几位中央委员相约，在会上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他提交书面发言后，会议简报组要求“按照华主席讲话精神”删去所谓“敏感”内容，华国锋也登门做他的工作，均被他拒绝。这篇发言虽然最终未能在简报刊出，但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央内部的错误领导形成了巨大压力，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程。四个月后，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撤销的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经过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争取，一些老同志也陆续恢复了工作。所有这些，都使党中央决策层、领导层内正确与错误两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因为如此，陈云那篇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的发言，才可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邓小平在会议期间的运筹帷幄、因势利导，尤其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才可能发挥出巨大作用，为三中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重要基础，使那次会议最终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其次，在思想上 邓小平自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便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利用各种场合，提出并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相继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要适时结束、要加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等主张。1978年夏季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要加强综合平衡，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发挥部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等一系列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观点。正因为有这个铺垫，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才会一致拥护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肯定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要求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赞成认真解决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意克服经济管理体制中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另外，由于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所开展的斗争，使以往中央会议简报工作那种压制民主的错误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再实行下去。这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组讨论情况得以迅速交流、会议获得巨大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邓小平在1980年初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曾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4］（p.242）只要了解了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对于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就会有更加深切的理解，就会明白那次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完全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即使那次会议未能实现这一转折，此后的会议也一定会实现这一转折。
三、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与转折的性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标志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说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是从这个意义，而且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任何超出这个意义的解释，都有悖于这一转折的性质。
（一）转折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在工作重点、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曾有过多次转移、转变、转折。其中有的正确反映了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则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有的转得比较顺利，有的则因种种原因转得不够顺利，甚至中途出现反复。就拿党的工作重心、中心、重点来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眼睛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6］。建国后，我们接连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但这些都是为着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工作重心转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虽然又接连进行了三大改造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这些运动从总体上说，也都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只是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才开始动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中心更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与以往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无疑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实现的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转折也无疑比以前深刻得多。究其原因，除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在于这次转移、转变、转折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以下两个新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首先，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上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一致拥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在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则是有分歧的。华国锋在开幕时的讲话中说，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并提出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实现重点转移。所谓“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解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质疑。例如，胡乔木在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发言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该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还指出，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这篇发言被简报全文刊出后，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阐述。他说: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今后看一个部门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2］（p.150）三中全会公报吸收了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7］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要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这个意思显然已经有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历史决议》才指出: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1］。正是这一认识，赋予工作重点转移的命题以更大的科学性、稳定性，使它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指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问题，“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4］（p.182）他的这些论述，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错误性，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其次，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的新认识上
这里说的管理体制，既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既包括国内的经济体制，也包括国内与国外经济联系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虽有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加快工业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有对苏联经验的全盘学习和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可以自觉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思想的片面理解;虽有在较短时间里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初步基础的丰功伟绩，也有因把经济统得过死而造成效益不高、对市场反应不灵活、人民生活不够丰富多样等种种弊端。在对外经济联系上，由于西方的全面禁运和经济封锁，建国初期只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以后与苏联关系破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开始增加，但总体规模不大。在政治体制上，建国后长期延续战争年代的做法，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对民主与法制建设不重视，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指导思想盛行，经济上越统越死，对外经济联系的门越关越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严重破坏，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从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层面上思考过去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逐步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不准确的认识。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已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开放的思想。例如，邓小平曾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4］（pp.133，129～130）又例如，陈云在长期思考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于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期间通过李先念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三中全会后，陈云进一步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名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其中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8］后来，他又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命题，并被党的十二大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这虽然不同于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却对全党摆脱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9］;“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0］
关于政治管理体制，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三中全会前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想。例如，邓小平在1978年10月3日指出:“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民主和法制实际上是一件事情。法制确实需要建立和健全，民法、刑法要搞，但都没有搞成。没有法，他就乱搞，确实不行。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除了搞刑法、民法、诉讼法以外，还要搞经济立法，如工厂法。要搞立法，总得有个立法机构才行。”［11］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三中全会才可能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全会公报才可能写上:“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7］（pp.10，11）
以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管理体制问题的新认识，不仅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认识相对立，而且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这种认识上的不同之处，使三中全会所实现的转折与以往的转折产生了许多区别。看不到这种变化，混淆它们之间的区别，就难以理解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难以说清楚为什么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
（二）转折不是基本社会制度与社会性质的转变
现在有一种观点，把三中全会与1911年的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说它们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个最伟大的事件;或者把新中国的历史以三中全会断限，说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与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并列构成了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抬高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但由于它无视和抹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割裂三中全会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社会形态上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只能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主观臆造和对三中全会事实上的贬低。对此，只要看看三中全会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对待以下两个问题上的态度便清楚了。
首先，是在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上
我们党早在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改革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事业得以继续发展，而不是为了取消社会主义。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重要讲话中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p.150）全会公报也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7］（p.5）会后，邓小平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4］（p.176）他在1980年初所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又说:“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4］（pp.250～251）可见，无论是三中全会还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出和进行改革并不是要把中国由社会主义社会改变成另外一种社会，更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而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寻找和走出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其次，是在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上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重要讲话中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4］（pp.148～149）三中全会公报也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7］（pp.12～13）《历史决议》进一步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1］（pp.836～837）这些都说明，三中全会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解决历史上的重大遗留问题，并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是为了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邓小平在世时的观点是始终一贯的，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十七大的观点也是始终一贯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12］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三中全会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尽管在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制度上有很大区别，但它们的基本社会制度、根本指导思想和远大奋斗目标都是完全一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转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新中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不完全清楚到比较清楚的转变，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与三中全会之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刀两断，更不是要倒退到1911年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三中全会不能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件而与辛亥革命扯到一起，新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以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巧处在这60年的中间。它是一次拨乱反正的会议，也是一次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会议。它上承的是新中国头30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下启的是后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及其未来发展。它和30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世界形势在变化，国内经济在发展，科学技术在进步，人民需要在增长，不改革不开放，中国没有出路;同时也告诉我们，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长期存在，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及中国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优势压力的国际环境也将长期存在，改革开放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同样没有出路。我们纪念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就要客观全面地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和它所实现的历史性转折的性质，一如既往地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定不移地沿着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共和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是一尊巨鼎，铭刻着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的业绩;是一把号角，鼓舞着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奋力地拼搏;是一座灯塔，照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轮驶向胜利的远方。它和我们党的遵义会议一样，必将永载史册。
［参引文献］
［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页。［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页。［5］《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页。［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10］《人民日报》1995年6月14日，第1版。［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页。［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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