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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三十年国民政治心态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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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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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个社会群体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民众的政治心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社会转型和发展毫无疑问是贯穿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主线。对于“30年中国”的进程，从政府、学界到普通民众，都会有各自的理解和评说。立足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和学科责任，我们所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心理基础和人格动力。为了使感受和论述更加具体，本文选取国民政治心态作为切入点。我们这里把心态视之为等同于社会心理学的“态度”一词。任何“态度”都具有对象指向性，政治心态的对象指向是与政治相关的一切事物。“态度”与行为不同，态度是个体内在的一种心理构成，不能从外部直接观察到，只能间接地从人的意向、行为中所推知。依据罗森伯格和霍夫兰德的观点，态度是态度对象与反应行为之间的一种内在中介，通过情感、认知和行为把态度对象对自己的刺激反应表现出来。政治心态决定了人们对政治相关事物的情感、认知和对此做出的反应行为。考察一个社会的政治心态有助于认识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对政治制度、政治事件的情感和认知，并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和有效的引导。这里对政治心态的考察选取了三个维度，即政治功效感、政治责任感和政治参与。
◎“总体性社会”中的政治心态特点
中国民众的政治心态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中国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的特征在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国家具有强烈的自主性，几乎控制着社会的全部资源，有着独立的目标，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往往是作为自主的行动者而存在，并不只是反映某一个阶级的要求，更多的是体现了国家自己本身的利益和目标，对社会有着很强大的吸附能力，不仅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维持社会稳定、维系社会道德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有着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和国家政权对社会政治心态的塑造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政权通过对社会政治心态的塑造，使得国家能顺利地进行各项政治社会运动，同时，各项政治运动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的政治心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共产党巩固政权、改造社会结构、奠定符合国家政权的政治心态打下了牢靠的基础。中国传统的政治心态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政治权威构架，在民众和统治者的心目中，只有以王权为代表的政治精英才可以行使政治权威，广大的普通百姓被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所以传统的政治心态呈现出两大特征：对政治的疏离感和对王权的顺从。新中国的建立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把普通百姓卷入到政治中，使得百姓对政治不再疏离，而且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的教化，使得普通民众对王权的顺从心理转化为对革命领袖、革命理想主义的崇信。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心态表现为极强的政治功效感、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狂热的政治参与感。
政治功效感与自我力量、主观能力及自信心有关，随自我政治需求的实现而增强。对于从旧中国的内外压迫下获得解放的广大民众来说，“当家作主”的感受无疑是极为强烈的，胡风的诗句“时间开始了”便是这种主人翁心态的一种写照。当国家凭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使民众卷入政治运动的激流中时，“改天换地”的政治激情不仅强化了民众的政治责任感，而且在“文革”的“大民主”实践中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感达到狂热的境地。然而，貌似强大的政治功效感在“总体性社会”支配下其实只是一种虚幻的力量，非理性的政治参与最终也扭曲了政治责任感。“文革”的创伤记忆中，国民政治心态是很重要的一环。
◎塑造“八十年代”政治心态的双重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中进行的，但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市场机制一旦运行，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推动着社会的结构转型，其社会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转型期，原有的经济结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发生的，市场经济以强大的渗透力按照市场的逻辑和需求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政治意识，进而影响到人们的政治心态。在市场机制下，中国社会特征发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的自主性增强，国家占有、控制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情况发生了改变，独立拥有社会资源的主体呈现多元化，个体、私营、集体、三资企业等拥有的自由流动资源产生并发展起来。这些资源在社会中的分配，并非由国家控制。这使得社会对国家的依赖减少，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国家的控制在减弱，控制范围在缩小，社会的独立空间在增大。由此，社会的政治心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这一时期，社会的政治心态不仅仅有着国家政权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状况及个人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个体的政治心态。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呈现出社会成员总体获益的趋势，改革得到了全社会一致的拥护和认可，大部分人都能强烈感受到改革对自身的影响。同时，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也催生了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和以往在单一社会中所塑造出来的政治心态不同，这一时期的政治心态虽然同样表现为高度的政治功效感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但社会自由空间的增长意味着人们政治自主性和多元性的增强，从而使80年代的政治心态与改革前尤其是“文革”时期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
社会生活的普遍政治化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确定之后，已不再对民众的政治心态具有笼罩性的影响。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效，以及计划体制外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民众从“文革”的心理阴影中迅速摆脱出来，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政治责任感，同时对政治系统的效能感也并未丧失，只是强度有所减弱罢了。由于初步的社会多元化，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形成的唯政治化思维方式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心态，在“八十年代”开始解冻，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人们的政治认知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政治情感由情绪化转向理性化，政治意识由行政主导转向法律主导，政治信仰由单一维度转向多样维度，政治价值取向由整体性转向个体性，政治评价由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当然，源于“八十年代”的这种转向仅仅是拉开了序幕，随着经济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它肯定还会持续下去。
◎结构转型、阶层分化与政治心态的多元化趋向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进一步深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方面是社会分化日益加大，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并在其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社会的阶层分化呈现出进一步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改革之初，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体制外的社会资源扩大，社会财富也在增长，而这种资源的扩大和财富的增长在社会成员中是一种扩散，所以从总的方向上看，改革之初的阶级阶层变化呈现为一种社会成员整体向上流动的趋势。一个重要的特征表现为，体制内原本占有资源优势，在社会地位中处于比较高的人的社会地位并未改变，主要改变的是体制外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群。市场经济和私营部门的发展，为那些在传统体制下难于向上流动的群体提供了实现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在传统社会结构下属于“边缘群体”、“受挫群体”的人，市场经济的改革提供了他们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中重新确定自己位置的机会。但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整体社会成员都呈现向上流的趋势有了改变，在变化着的制度环境之下，一些人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而获得了新的机会，从而提高社会地位，一些人却在制度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丧失了原本的资源优势。尽管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关于中国阶级阶层的划分方案，但多元利益群体的出现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是一个谁都承认的经验事实。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对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心态具有极大的塑造作用。
由于各个社会群体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民众的政治心态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一些学者关于各社会阶层政治心态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政治评价倾向、政治关注倾向还是政治参与心理、政治认知，不同的社会阶层均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政治参与感普遍很低，而产业工人阶层的政治参与感则与自身的利益诉求明显相关。政治心态的差异不仅存在于横向的社会阶层之间，而且体现在纵向的代际之间，调查显示，与八十年代的青年学生相比，当今的大中学生普遍具有“非政治化”的心理特点，有的学者甚至断言：“前者的政治使命感与后者的政治冷淡，前者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参与激情，与后者的世俗功利性与个人中心意识，恰成中国历史上的两代人之间最为鲜明的对比。”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治社会化的教化传统始终被坚持。因此，尽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政治心态出现了差异，一些边缘群体还产生了对政治的疏离感，普通公众的政治认同感、政治信任感也有下降趋势，然而从公民的身份来看，国人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政治责任感，仁爱、理性、宽容的大国国民心态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期间尤为突显，这或许是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时最该感念的一笔心灵财富。（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心理学专业博士后、中央党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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