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网站12月25日文章】题：聚光灯下的中国(作者：杰弗里·瓦瑟施特伦)

北京奥运会以及一系列出人意料的重大新闻事件，如西藏骚乱、四川地震和三聚氰胺奶粉丑闻，使中国在今年受到了西方媒体异乎寻常的关注。这与2007年形成了对照，去年虽然对中国的报道也不少，但仍有一段短暂时期，国际上没有中国的重要新闻。2008年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西方很多关于中国的评论依然沿袭惯常的套路，对中国某些复杂问题作简单化的报道，很多消息、特别是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新闻，对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报道在理想化和妖魔化之间摇摆。

好的一面是，这一年里出现了不少极富启发性的报告文学。据我所知有四部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贴近当代中国。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每一部作品的作者都有深厚的中文功底，每部作品都从其自身的视角对中国进行了长期了解，每个作者都找到了别具一格的表现手法。每部作品都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跳出对中国简单化看法的宝贵机会，这种简单化看法常常忽视这个国家的多样性及其人民正在经历的社会和文化转变的复杂性。

《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Leslie T.Chang)所写的《打工妹：在中国的变革中从农村来到城市》记述了感人的生活故事，并对她多年来访问繁荣的工业城镇东莞期间结交的工人朋友作了个性鲜明的描写。迈克尔·迈耶所写令人伤感的《老北京的没落：生活在一座变革城市的逐渐消失的小巷里》则是具有历史思考的作品，它记述了一个拆迁小巷居民的生活。

《华盛顿邮报》记者潘公凯(Philip P Pan)的《走出毛泽东的阴影》是调研性政治报道的一个范本。珀勒维·艾亚尔的《烟雾与镜子》则生动地反映了她对作为一家印度报纸第一位英语记者在华经历的思考，作品充满了有趣的逸闻，它的吸引力在于对中国和印度对体力劳动、政治表达和男女两性的不同态度作了精当的评述。

一年里出现四部这样如此精彩而且风格迥异的书，证实了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卡普一篇博客中提出的观点，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问题英文报道的“第二个黄金期”。

他认为，“第一个黄金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以1950年格雷厄姆·佩克经典著作《两种时间观》的出版而告终。这一时期见证了这类著作的许多其他值得纪念的作品的问世，如项美丽的《我的中国》、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贾安娜和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还有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和卡尔·克罗的多部作品。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闻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在到过中国或在华长期居留以后，有时会写出一些内容重要的精彩作品。但是，在过去几年里，这类书籍出现的频率明显加快：以2005年为例，这一年出版了《中国的变迁》，那是《卫报》老记者约翰·吉廷斯关于中国主题一系列思想深刻的著作的最新一部。

即便与之前的几年相比，2008年也是特殊的一年。仅仅从报道题材之广和作者附着于作品的个人经历的多样性而言，由张彤禾、迈耶、潘公凯和艾亚尔所形成的“2008级”也比你能想出的无论是第一还是第二个“黄金期”中的任何流派都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