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情报，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展出。（摄影：高龙）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随后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倡导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黄埔军校除步兵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在武汉，郭汝瑰听取了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的《青年运动》等讲座，在他们影响下，他由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向了赞成共产主义，并阅读了李达编著的《马克思》以及《独秀文存》等著作。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也是他的主要读物。
如果说五四运动带给了郭汝瑰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印象，黄埔军校的政治“洗礼”则使他系统了解了共产主义，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回忆道，那时他“认为共产主义更好，共产党更革命、更进步，衷心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武昌时，郭汝瑰得知好友袁镜铭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便要求袁镜铭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当时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汪精卫组织的“左社”。其时信念已坚定的郭汝瑰说：“我不加入‘左社’，我要加入共产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当时年纪轻，又是郭汝栋的堂弟，说组织还要考验他。
在革命低潮中首次入党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14日，政变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其时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为共产党员），悄然通知郭汝瑰和傅秉勋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不能阻止，就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他后方，使其崩溃，至少要郭汝栋不出兵帮助杨森。杨森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其时，郭汝瑰的堂兄郭汝栋（也是傅秉勋的妻兄），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勋见到郭汝栋后，被告知他不会出兵协助杨森。但郭汝栋在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暗中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
宁汉合流后，武汉共产党被挤走，郭汝瑰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被郭汝栋安排在军队政治部任科员。他发表演讲，坚决拥护武汉政府，并与共产党员们非常友好。
当时，郭汝瑰入党的有利因素是，川东地下党在郭汝栋部的势力很大，和郭汝瑰一同回川的傅秉勋等人，相继加入了共产党。但入党的不利因素更多。从1928年起，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等，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险恶形势下，中共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还有人公开向敌人忏悔、叛变，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组织和同志。有个数据可反映当时情况的严重性。据1927年11月的统计，中共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在腥风血雨的背景下，因为在求学阶段培养的坚定信念，郭汝瑰仍然为入党而努力。1929年，郭汝栋的部队退到綦江。这时郭汝瑰要求入党不遂，思想有些消沉。为此还作诗抒情：“漫笑人迷我更痴，百年多是几多时。伤心看破世间事，起坐中宵读鬼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