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和他的儿子郭相操在一起住了多年。近日，郭相操在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我父亲当时看到国民党腐败，认为国家的希望是共产党。但遇到抗战，党组织关系找不到了，因为共产党（地下党）潜伏是比较深的。”
郭汝瑰曾对和平抱有幻想，但当国共三人会议失败、和平愿望最终破灭后，他写道：“这以后我间接参加了用武力批判国民党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对三人会议的回忆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是三人会议擦亮了我的眼睛，是三人会议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到共产党的怀抱。”
后来，国共内战爆发。亲历内战兵燹，让郭汝瑰深陷痛苦。以至于担任要职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他内心却非常踌躇：“对工作不认真干嘛，对不起职务；认真干嘛，对不起良心。”他内心曾想着“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在再次被任命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走投无路，在光明之路未探得之前，只好暂时鬼混，‘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从’。”
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卧底”
“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当1945年碰到中共地下党员任廉儒时，郭汝瑰难掩内心的激动。此时距离他1930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过了15年。这是一次重要却偶然的见面。1929年，郭汝瑰在入党时结识了时为共青团员的任廉儒，两人于1930年失去联系。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为任廉儒的堂兄弟）。经任逖猷介绍，他重新见到了任廉儒（当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董必武领导），并表明了自己恢复党籍的愿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要求提供了一些国民党军事情报，郭汝瑰获得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两次秘密会见了董必武（《董必武年谱》中没有提到）。董必武通过任廉儒告知他：“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我父亲当时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内幕、很多程序。‘四一二’政变后，很多党员退党。（我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么多年了，你的政治表现如何，情况如何，党组织不清楚。我父亲与董必武的两次谈话，是在重庆石灰市的一个教堂里谈的，这个教堂现在没有了。当时任廉儒的老丈人很有钱，重庆民生路那一条街全是他的，因此（任廉儒）能够很好地隐藏下来。”郭相操说。
之后，郭汝瑰与任廉儒单线联系，提供了一百多份重要军事情报。这当中经历了一件险情。一次，任廉儒从郭汝瑰那里拿到了九种机密文件，交给王葆真（时为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转给中共。不料王葆真突遭被捕。但王葆真受尽酷刑，却没有供出郭汝瑰的名字，才避免了严重后果。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这样表述郭汝瑰提供情报的事情：“为我党送过情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当时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曾数次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并对他进行提防。蒋介石也曾对郭汝瑰产生了疑心。一次，蒋介石和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研究空军如何帮助杜聿明突围，却不愿让身为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听见他们商量的事。好在这些怀疑都没有具体证据，郭汝瑰得以在国民党军队中安身。
“我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留下了八本日记，记录了当年在国民党的生活。哪一天开会，哪一天做决定，都有，记到1949年。后来日记（在‘文革’中）交给工宣队后不见了。有一次任廉儒问他：‘新六军（1944年5月合编组成，1946年奉命到东北剿共，1948年10月被歼后撤销）战斗力很强，怎么办？’我父亲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郭相操对记者说。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主任范美平告诉南都记者，从2005年12月起，馆内展出了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三份情报。近日，记者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展厅内看到了这三份情报。泛旧的纸张和简短的字句，道出了当年地下情报工作的艰辛。该馆有一个区域专门展览郭汝瑰的事迹。目前，该馆正在装修，将于今年7月1日重新向公众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一个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1949年，郭汝瑰行动了。这一年，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郭汝瑰于解放军入川之际，率领国民党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自此，他脱离了国民党阵营（有报道说蒋介石在台湾称郭汝瑰为“最大的共谍”，但与郭汝瑰共事多年的《中国军事史》副主编田昭林认为，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切的史料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