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约我写一篇记叙朱镕基大学时代参加学运的往事。由头是他见到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在回答有关人权问题的提问时，讲到他曾经对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这句机智的回答，并未否认当今中国人权事业还有待改善，但却把奥氏居高临下的气焰煞下去了。郑惠以其新闻记者般的敏锐触觉，认为正可借此机会介绍朱镕基青年时代的革命生涯，就出题让我这个最接近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以亲身经历来印证、诠释他这句话。我欣然应命，以新中国成立前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撰文回忆了朱镕基参加当时地下党领导的争民主、争人权斗争，以及我介绍他加入党所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勇敢地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的情景。并述及他在1949年10月入党（我当时是电机系党支部副书记，很高兴又作了介绍人），临近毕业的那一学期还当选清华学生会主席（我们班为他组织了“竞选团”），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展现出他的爱国激情和领导才能等等鲜为人知的经历。郑惠对文稿作了仔细的推敲修饰，并题名为《争民主争人权斗争中的朱镕基———一个老同学的回忆》，发表在《百年潮》1999年第4期上，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兴趣。
我撰写的另一篇文章是《从人治走向法治———五十年来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经历》。这篇文章，以我从事法学与法治工作所了解的情况和对各次政治运动的亲身经历为主线，评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法治与人权上的严重失误和艰难转变的过程。全文有一万余字，我写完初稿就因事去美国了，把文稿留给他删改。
这篇文章颇多敏感之处。各节的小标题是：毛泽东的“人治底下的群治”；早期司法改革的消极后果；胡风一案是典型的违宪事件；反右时政法界沦为重灾区；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年代；彻底砸烂法制的十年……只要看这些标题，就可见出它的锋芒了。我原以为该文难以发表，不抱奢望。不想我回国时，该文已刊登在《百年潮》1999年第7期上。文章删改为约一万字，有些字句做了处理，那些我认为的“锋芒”，不仅保留，甚至比我的原稿还尖锐，有的地方还加上了郑惠本人耳闻目睹的史实和观点。这是出乎我意料，也是让我惊喜的。我也是老主编了，却很少像他这样费心思去修改别人的文章。我想，这也许是郑惠长期为中央起草文件，已养成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的习惯；对修改我这个比较亲近、彼此信任的乡友的文章，也无所顾忌；更主要的是考虑到该文对吸取历史教训有重要意义，而力争发表出来。
果然，该文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报刊、网站纷纷全文转载或摘载，读者，包括我久失联系的同学、朋友也来电、来信赞赏。他“为人作嫁”的编辑劳动总算没有白费。
策划编撰《朱镕基走向中南海之路》
郑惠在去世前几年比较操心的一件事，是主持出版记述朱镕基同志的经历实录。这是他久萦于怀的事。
前总理朱镕基是他从小的故交，且有亲戚之谊。郑惠作为党史专家，以其专业的敏感和对中国当代史的使命感，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把他所亲密接触过的朱镕基，特别是他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向世人作尽量真实全面的介绍，使大家了解他经历了怎样的磨炼和考验；也使后来者能从中得到一些宝贵的人生经验和启示。于是就有了编写《朱镕基走向中南海之路》这本书的心愿。
对编写本书，郑惠进行了多年的酝酿。他首先找我商谈，又约请刘观丰、张信传和谢明干（朱在国家经委工作时的同事）组成编委会，并邀请青年作家周汉城担任本书的采写人和主笔，刘兴利（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研究室主任）负责本书编务。为此他召开了多次编委会，确定全书指导思想和大纲及体裁，并提供资料和线索，委托周汉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