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变审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里，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许光达与毛泽东（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8年第9期，作者：李意根，原题《大将许光达的‘文革’岁月》
许光达，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先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作为共和国开国大将，作为在共和国武装力量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建树、功勋卓著的一位革命家和军事家，那不容侵犯的神圣与庄严，却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被亵渎了……
1966年，风云突变风暴起
1966年9月，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的许光达一行回到北京。机声隆隆，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音格外刺耳，机场四处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看到这些，许光达一行神情漠然，谁也没有吭声。
回到家中，许光达不像往日出访归来那样高兴，而是闷闷不乐的，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想着什么。当高声喇叭里“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吼叫声再次传来的时候，许光达拍桌而起，一股怒火冲了出来。他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怒气渐渐平息后，他又坐下来，向妻子邹靖华打听道：“最近还听到一些老同志的消息吗？”邹靖华说：“最近外面风传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说完，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小报递给许光达。
许光达接过小报一看，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许光达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这事我清楚。”原来，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主要是承担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学校没同意。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变成“二月兵变”，还把彭真、贺龙硬扯进去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时，许延滨、沈燕和曾正魁回来了。许延滨是许光达的独生子，此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同红卫兵串联，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许延滨的未婚妻；沈燕是许光达的养女，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刚才，他们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又发现了不少新闻，见许光达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起红卫兵的“战果”来。
许光达皱着眉，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部吗？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你们年轻，见过的事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