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许光达一说，三个青年刚才的那股热情一下给问没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再也没有去参加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了。
尽管许光达不让孩子们看大字报，但他自己却只能从大字报上了解社会动向。原来，许光达虽为中央委员，却很少看见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向庄严的装甲兵机关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院内，机关办公楼下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红卫兵提出要批斗装甲兵黄政委（黄是刚从工程兵调来的），他们说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有不少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也该清算他的问题，还坚持要在批判大会上给他戴高帽子、挂牌子。
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
经过协商，许光达和红卫兵们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同志都到会参加。
晚上，批判大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刚发完言，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红卫兵，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黄政委戴上。许光达见情况有变，当即起身制止。红卫兵们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
“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许光达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
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台下的人闹闹嚷嚷。许光达被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经过医务人员的紧张抢救，许光达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造反派们并没有就此放过许光达，他们带来一副对联，要贴在许光达病房的门上，遭到护士的拒绝后，他们就把对联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老将理应支持；横批：造反有理。
1967年，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1967年新年过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相继夺权，好多地区处于瘫痪状态。住在医院里的许光达，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心情越发沉重。
1月16日，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了一个重要会议。晚饭过后，正准备回医院。这时，突然跑来一些机关干部和军校的红卫兵。一个小青年喊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说完，一伙人拉着许光达就往办公室走去。
许光达跟着一群人刚走，又来了一伙，闯进家里，为首的竟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一进门，陈志文就直奔许光达书房，打开保险柜，哗啦哗啦地把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又乱翻许光达的写字台、书柜，还是一无所获。后来，他又冲进其他房间，仍然没有搜出什么，就把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之后，陈志文直接找到邹靖华：“把‘二月兵变’的黑名单交出来！”邹靖华这才明白他们要找什么。原来，16日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这些人听见风声，便行动起来了。这简直是莫须有的罪名！
“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邹靖华顶了回去。
陈志文没办法，命令其他人继续寻找。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什么名单，却抄出了一面日本旗，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说这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许光达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二十多年前与日寇浴血奋战，亲自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今天竟然成了投敌叛国的罪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