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我捡起来！”许光达怒吼着，严厉地瞪着看守。看守是第一次看见这位开国大将发怒，大将的威仪震慑了他，一种无形的威力迫使他乖乖地捡起照片。不过，张进保却从此不能再送饭了，家人与许光达的联系被割断了。
2月底的一天晚上十点多，一群造反派闯进了许光达的家，逼迫邹靖华在晚12点前搬到院里的一间破房子，同时规定只准带简单的炊具和行李，其他东西一律查封。造反派还让邹靖华交出银行存折，告诉她工资一律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在邹靖华带走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婴儿小床。原来，许光达被捕后，家人已料到将被扫地出门。他们在帮助许光达整理检查时，发现将军保留的大量资料十分宝贵。于是，他们把这些资料用塑料布包好，平放到小孩床底部的夹层里，上面铺着小孩尿布之类的东西。造反派们当然不愿闻尿味，都躲着这张小孩床，催促许延滨自己把床搬走。
许光达与妻子见最后一面是在1968年的初春。当时，许光达等“黑帮分子”被拉出来打扫装甲兵大院。得到消息后，邹靖华领着一家人早早站在路旁的一棵白杨树下，远远地向许光达望去。曾正魁把女儿高高举起，挥动女儿的小手向爷爷致意。许光达看见了家人，眼里闪着欣喜的亮光，也不断地向家人挥手致意。
连续不的有批斗，使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可是，专案组不给他治疗，逼着他交待罪行。他们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他们公开宣扬，“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贺案中的2号人物”，对许光达要“继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礼”，叫嚷着“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
有一次，专案组对许光达连续批斗了53个小时，专案组的人轮流值班，却不让许光达吃饭，试想一个身患心脏病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磨。许光达心脏病发作了，虽被送到医院，但专案组仍不放松。有这样一份材料，真实地纪录着许光达经受的这段非人的折磨：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
“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夜间咳嗽，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
“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
“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变审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里，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1969年，将星陨落
1969年5月16日，“许光达专案组”正副组长徐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去做许光达的工作。他们对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让他赶紧认罪。”
5月26日中午，许延滨、曾正魁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曾雪青去了医院。在许光达的病房里，已经坐着专案组的三个人，门外还坐着一个人作记录。
雪青是第一次见爷爷，“爷爷！爷爷！”喊个不停。经历两年非人生活的许光达，一直处在十分冷漠之中，听着孙女的呼喊，心里一热，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许光达同儿子儿媳见面，一直在监视下进行，儿子想知道爸爸心里想说什么。他掏出一个听诊器，放在许光达的喉头处：“爸爸，我给你听听病。”
许光达看着这个听诊器，马上联想到坦克上的喉头送话器，他明白儿子的用意，小声说：“请设法转告周总理，我有话要和他说。”
回到家里，许延滨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总理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为了使这封信尽快到达周恩来的手里，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正大光明地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周总理。6月2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