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题材电视剧(以下简称谍战剧)成为目前电视剧生产和消费的热点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谍战剧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格特色,更有其深层次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

从当前播出的谍战题材电视剧文本来看,其“本事”时间也就是剧情所呈现的时间流程,主要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在解放前,也就是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二是以解放后至今,尤其是20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为主要剧情时间;还有跨越解放前后两个时间段的文本。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年份和重大事件经常在谍战剧中作为故事背景出现,观众通过反映那个特定年代的电视剧文本,来不断解读几十年革命历史中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和赤诚情怀,并进而激起对那段激情岁月的集体记忆。

可见,谍战剧“本事”时间的选择是自成系统的,并且这种时间的选择表达了建构者强烈的价值认同。当前,我国国力日渐强盛,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坚定地奉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原则。围绕着这一现实语境,谍战剧于红色历史的追忆中,以反特活动为主要叙事核心,通过召唤革命历史时期那种强大的革命激情和坚定的革命信仰来给现实以佐证。这样,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主流政治话语的崇高叙事。

一方面,它把政治阵营的对立和个体的道德善恶结合在一起,在《一双绣花鞋》、《梅花档案》和《潜伏》等剧作中,反面角色的“恶”必然激起人们对“善”的向往,而“善”的实现必然要经过残酷的斗争击败“恶”,在这一过程里革命的正义性得以确立和张扬;另一方面,在大风大浪的险恶斗争中,正面角色的大智大勇得以充分展露,这不仅突出了人物形象的可敬可爱,实际上是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增强了当前大众对于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热爱。因此,谍战剧一方面满足了观众对于悬疑、惊悚、智斗等故事情节的兴趣和期待,另一方面又往往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里,通过塑造“红与黑”,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情境下,变化的自我作为连结个人改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思过程的一部分也被探索和建构着。同时,在个体缺乏由更为传统的情境所能提供的心理支持和安全的世界中,他们感到迷失和孤立无援,而治疗能使个人转向一种世俗化的忏悔方式。通俗剧恰恰是最好的治疗方式之一。这和后来李普曼等人提出的“拟态环境”理论有某些相通之处,观众在电视剧潜移默化设置的“拟态环境”中认识世界,认识他人,更认识自我,寻求对心灵的抚慰。谍战剧通过营造“超真实”的叙事空间,在观众与英雄之间构筑起一种想象性的关系。

英雄产生于对英雄的渴望。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对英雄的渴望与赞美乃是普遍的文化心理。谍战剧延续了文艺创作中的英雄母题,它着力描绘了“潜在”的英雄人物。这些英雄是特殊的,他们不可能如那些“显在”的英雄一样,张扬个性,金戈铁马,叱咤风云,他们只能默默无闻,隐忍牺牲,他们从来不在人们的视线中,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却因此而更加值得颂扬和崇尚,更加值得人们永远牢记。谍战剧一方面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的价值和理念,另一方面在英雄的塑造中,结合时代审美品位,勾画“平民英雄”的形象。

《潜伏》中军统特务余则成对他的革命爱人左蓝说:“我没有信仰。认识你之后,我只信仰你,信仰生活。”而事实是,爱情和忠诚,最终一步步引导他成长为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和革命英雄。很显然余则成并不完美,但也正是这种不完美让我们看到了英雄身上丰富的人性内涵。《暗算》中《看风》的主人公黄依依因为对于爱情极度的浪漫追求,是常人眼中感情随意、生活作风不检点的女人,这似乎与她最终破译高难度密码成为国家功臣的英雄形象不符。复杂的人性,世俗化的情感,谍战剧对于革命英雄的塑造极大地突破了以往概念化和脸谱化的形象.

当前大众的欣赏趣味正在发生着变化,观众的心理诉求从对家长里短的私人生活的关注转向了对以往被遮蔽的公共生活的好奇。

法国著名学者波德里亚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是一种“仿真”文化,指向一个“幻像世界”。观众在“幻像世界”中满足自己的梦想,完成个体的情绪宣泄。长期以来,情报人员的经历、作为及历史评介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普通百姓无从知晓那是怎样的世界和怎样的人生。《誓言无声》、《誓言永恒》、《潜伏》等精品谍战剧对围绕革命而展开的公共生活进行了奇观式的展现,观众由此能够对其进行“窥视”,满足其种种心里欲求。比如对智慧与力量的崇拜,对冒险的渴望,对革命岁月的向往等等。在观众的体验中,谍战剧成功地演绎了革命英雄,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去除遮蔽,引领着大众的心灵。

当然,当前谍战剧的创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作品过于追求情节的惊险离奇,从而对斗争的残酷性表现不够,伤害了作品本应具有的深刻主题;另外,很多文本的怀旧感及其表象过于突出,表现出历史感的匮乏等,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创作和理论实践中继续深入思考和探讨。(李庚/黑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