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社会学的泰斗级学者 

潘光旦（1899－1967），别号仲昂，江苏宝山人，生于世代乡绅之家。潘先生一生涉猎广博，在社会思想史、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诸多领域都颇有造诣，是上个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一位光彩照人的泰斗级学者。上世纪20年代，一批社会学者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到国内各个院校，潜心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他们通过系统吸纳、接收和综合西方社会学理论，结合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创建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史上被称为“学院派”。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研究即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潘光旦曾任西南联大的教务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图书馆的馆长。长期的教学和研究，潘先生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社会学优秀人才，而且翻译和出版了霭理士的《性心理学》、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及一系列的社会学经典著作。十四卷的《潘光旦全集》更是证明了他的执着和价值。《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优生概论》、《日本德意志民族性之比较的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开封的中国犹太人》、《优生与抗战》、《优生原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等论著，无不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尤其是《自由之路》和《人文史观》两部小品集，堪称中国启蒙的经典之作。潘光旦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但是他的社会学思想往往隐藏在其生物学之中，体现在其教育学和优生学之中。上世纪20年代初优生学开始传入中国，当时译为“善种学”。优生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涉及到社会的生物基础——人口的质量，进而涉及到婚姻和家庭。

后来潘先生去美国专攻优生学，回国后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内讲授优生学。他认为，社会人口学必须建立在优生学的基础之上。没有优生就没有优育。优生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近亲结婚，其育不繁”。所以，潘光旦的优生学不是生物学的而是社会学的，是社会生物学。从生物的适应功能和儒家的“位天地、育万物”的中庸之道出发，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位育”观念。“位育”概念是潘光旦社会学的总体架构。“位育”即以人为本位的教育。这种对个人主体的强调，直击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软肋，对于今天我们处理社会与个人关系，仍然有启迪意义。后来，潘先生的“位育”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即从“个人位育”到“社会位育”。其中，他对“群育”的定义可谓得了社会学的个中三昧，而对“富育”的定义可谓别出心裁，让人耳目一新。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委把研究土家族是不是单一民族的任务交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潘光旦。潘当时主要研究土家族和畲族，但他并不是把这两个民族孤立起来单独研究，而是从各民族的迁移、融合来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动态过程。潘光旦想进行实地调查，有关方面考虑到他行动不便并未同意。潘光旦只好通读史籍，博览方志，深入研究，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初步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为了检验结论，潘光旦趁一机会去湖南、湖北，在凤凰、恩施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土家人居住的地区到处是崇山峻岭，在崎岖山路中跋涉，对一个身体健全的人来说都非常艰苦，而潘光旦却毫无怨言。他怀着高度的学术敬业精神，架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拄着拐杖，历时65天，走访了18个县市，行程1.4万公里，作了几十次个人访谈，广泛收集各种资料。中央有关部门根据潘光旦的调查报告，正式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为土家族的民族认同做出了贡献。

潘光旦常叼着那根自制的竹根大烟斗，斗腹上的铭文：“形似龙，气如虹；德能容，智于通”，不仅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这位“瘸腿的社会学家”的生命状态，也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精神风貌。(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费孝通，社会学中国风格的奠基人

纵观费孝通先生70年的学术研究，他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这就是他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

就费孝通先生对中国早期社会学所作的贡献来说，我认为，最关键的是他对社会学中国化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不仅和当时社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实际上开拓了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那时基本照抄照搬西方的局面，而且还以他出色的学术探讨，提供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具体成果和代表作。如1939年的《江村经济》与1943年的《禄村农田》，1947年的《生育制度》与1948年的《乡土中国》等。其中，《江村经济》与《禄村农田》，主要是实地的社区研究。《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著名的“差序格局”等有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和论证的。《乡土中国》是社区研究的一部比较成熟之作，代表了费孝通先生早期社会学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从实地的社区研究转变为社会结构的分析。费孝通先生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是有开创性的。他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贡献，功不可没。

就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所作的贡献来说，我个人认为，可以用“无人可以替代的历史作用”来概括。他作为恢复和重建的领军人物，受命于危难之际。1979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长期主持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约见费孝通先生，谈及在中国尽快地恢复社会学的事宜，并委托他召集在北京的过去从事过社会学的同志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于恢复社会学的意见。1979年3月15日社会学座谈会召开，决定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费孝通为会长。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这次会议为打入冷宫近三十年的社会学平了反，恢复了名誉，并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取消社会学的种种所谓理由从理论上进行了澄清。这次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及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工作的开始。另外，他不仅确定了恢复和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性质和作用，即中国要建立和发展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密切结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在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而且，他设计了恢复和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的蓝图。他强调了社会调查的重要，引导了那一时期社会学经验的或实证的风格。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当时费孝通先生针对“文革”十年造成的成堆的社会问题，特别强调了社会学要“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这是我们急切需要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原因。

费孝通先生不仅提倡调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社会学恢复后不久，他即着手对江村的追踪研究。从1981年到1985年，费孝通先生多次组织江村课题组，对江村半个世纪来的变化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调查。对江村的追踪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成果，如《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这些成果进一步论证了他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出的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的正确性。费老所有上述这些方面的贡献，都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就对中国社会学发展和拓展所作的贡献来说，这里要特别强调费孝通先生近年提出的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这是继他提出“差序格局”论、小城镇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论等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之后，提出的另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可以这样说，为了国强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讨中国风格的社会学理论，是费老学术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学术生命的实质。关于社会学传统界限扩展论的重大意义，我想着重提出两点：第一，它可以看作是费老回应世界社会学反思、重建的潮流，做出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贡献；第二，它表明在科学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社会学中，过去费老针对当时的情况强调科学性和实证风格，是有时代理由的。现在又针对新的情况强调社会学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在费老看来，中国社会学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点在于过分重视科学性，而忽略人文性或者说没有扩展到人文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

李景汉，社会学调查的大家

李景汉1894年1月22日出生于北京东郊通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中学时考取潞河学校，于1912年毕业并于1917年赴美。他在日后所著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的自序中作了回忆：“我在美国求学时，因受种种刺激，就已抱定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决定。”他提到留学期间，由于当时我国没有关于人口、男女性别比例等方面的基本调查统计资料，经常无法像美国同学一样回答教师提出的有关问题，极大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此，他下定决心学成归国搞一辈子社会调查，以科学的数据呈现给世人，以应答他们的提问。有了这样的动力，他争分夺秒地把西方的研究方法学到手，汲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他是这样下了决心的，回国后也是这样做的，从事了一辈子社会调查工作。

1924年毕业他毅然回国。他认为想要了解社会，了解民众，应从社会的底层做起，所以首先对当时被有钱阶层称为苦力的人力车夫为调查对象，于1924～1926年对北京人力车夫的劳动、生活以及手工艺工人组织作了社会调查，每天与人力车夫及手工艺工人促膝交谈。与此同时他还调查了当时北平历年各行业的工资、物价和各种行会组织等。经过大量调查，1929年，写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此书采用了问卷法和比较研究法，对160多个群众家庭生活进行了实情调查，是我国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

此后，他借燕京大学聘他讲授社会调查方法课程的机会，选定北京郊区农村家庭，带领学生实地进行调查，由此他的调查兴趣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一书就是那一时期调查的主要成果，后来被称为我国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以西方社会学方法与技术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的社会调查的一个代表作。全书分17章，分别从地理环境、历史、政府机构、人口、教育、健康与卫生、农民生活、乡村娱乐、风俗习惯、信仰、赋税、财政、农业、工商业、农村借贷、灾荒、兵灾等17个方面对定县的基本社会概况进行了全面描绘，涉及面非常广，资料极为丰富，当时学术界称之为一部中国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的李景汉为祖国出力心切，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国，先后任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北京财经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那时，李景汉虽已年届花甲，却多次走访30年前调查过的北京郊区。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于1957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郊区农村家庭之今昔》一文，对30年来农村的巨大变化作了对照，通过今昔对比，热情讴歌新社会，反映农民在经济上和精神风貌上的明显可喜的变化。

李景汉的社会调查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是为调查而调查，不是只为取得一些数字材料，而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他说，如果只是为了调查而调查，“最好不举行调查，举行调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他进行社会调查，始终注重科学性、代表性，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调查。所以，他非常注意如何编制调查项目、如何访问、如何作统计等等，一丝不苟。他始终认为，要想了解调查对象及一切有关问题，必须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所以他在调查过程中始终扎根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和农民建立感情，得到农民的信任。他认为，只有这样，调查材料才能可靠。他的每一项调查工作都是在大量材料和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材料尽可能完整无失漏，没有任何含糊概念。他特别注重全面性、整体性，社会、经济、民俗、日常生活等等各方面无所不包，绝无以偏概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做法，这种细致深入的作风为人称道。

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出版50年后，在一篇回忆录中，他对自己的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平教会定县实验的工作，总的说来，只是治标，并不能治本，说明了它的改良性质。”回顾50年前，他已经初步洞察到问题的实质，在1936年发表的《定县土地调查》一文中，他作了结论说：“总之，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弱的、一时的、治标的。”可见在当时，他已经觉察到那时的社会调查工作中的弱点而加以注意。李景汉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中国的社会学“执世界社会学牛耳”。我们相信，他的愿望定会实现。（李美格/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副研究员） 　

社会学界公认的“陈翰笙学派”

陈翰笙生于1897年，殁于2004年,是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历史老人，也是最有造诣的新中国社会学家之一。

中国人爱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学识渊博。其中多少有点艺术夸张。而用“学富五车”来描述陈翰笙则是恰如其分。陈翰笙的一车是史学，二车是经济学，三车是国际问题，四车是法学，五车是社会学。他曾被称作“当代经济学家之父”，还不是经济学家吗？他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还不是国际问题大家吗？可是，说到底他是社会学家。站在历史的高度，胸怀地域的广度，经纬交织，容经、法、史于社会学于这一炉，是陈翰笙社会学著作的特色。触类旁通，综合取胜，是“陈翰笙之路”，也就是于光远在主持陈翰笙追思会时，根据大家的认同，提出的“陈翰笙学派”。

陈翰笙十分注意眼睛向下，喜欢迈开大步到下面调查。1929年，他组织了一个由45人组成的调查团，花了3个月的时间，到无锡的4个乡22个自然村，用访谈法对1204户进行调查。紧接着，他又陪史沫特莱对无锡的55个自然村、8个市镇的工商业展开调查。1930年他又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对河北保定的10个自然村1578个农户进行调查。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他在宋庆龄、唐绍仪的支持下，对广东的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8个县进行调查。接着，又对番禺的10个典型村的1209户展开访谈。同时，又对50个县的335个村进行问卷调查。1933年下半年，他又到山东潍县、安徽凤阳、河南襄城对种烟草的烟农实地调查。概括起来，陈翰笙完成了对长江、黄诃、珠江三大流域的调查，其规模之大、历时之长都是空前的。新中国成立后，年迈多病的他依然风尘仆仆地下去调查。20世纪80年代他又指导年轻人继续整理他对三大流域以及对西双版纳、对上海工人的调查资料。

结论形成于调查的末尾。陈翰笙的每一次调查都有新见解提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对三大流域调查后，他力排众议，坚持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他既不赞成“无资本主义”，也不同意“是资本主义”。对社会性质的明晰阐述，是陈翰笙在社会学上的一大贡献。

陈翰笙的贡献来自于调查。陈翰笙的书香源于泥土香。不说别的，单是在陈翰笙的20多部主要著作的书名中，含有“土地”二字的就有3本，另有含“农”字的6本。这就足以表明，陈翰笙做学问是何等的“脚踏实地”了。

陈翰笙用观察法研究社会是一个方面。陈翰笙还用参与法去了解社会。1925年他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1926年3月18日，北京爆发反对段祺瑞政府卖国行为的革命运动。陈翰笙夫妇带领学生游行示威，受到军警镇压。随后，陈翰笙撰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堪称研究社会冲突的不可多得的案例。1934年，陈翰笙与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新中国成立后，陈翰笙创办了英文期刊《中国建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年过八旬，但是精神焕发，积极投入了中国的大百科事业，主编了几百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90年代又主编了300万字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被人称作“学术的富矿”。晚年，他写东西困难了，仍然从实际出发，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地呐喊，引起各方重视。陈翰笙的一生告诉我们：社会活动既是践行社会学理论，也是检验社会学理论，同时还会丰富和发展社会学理论。

做社会活动家不等于当官。社会学界是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学者如果都去当官了，集官学于一身，无异于取消思想库。距离使人客观，距离使人冷静，距离能产生美。陈翰笙有许多当官的机会，都被他婉拒了。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时邀陈翰笙当副部长，陈翰笙未接受，只肯当顾问。就是学术团体，陈翰笙也只愿意当副手。“文革”后，在陈翰笙的一大把头衔中几乎都有个“副”字，这同当前有些学者热衷于当官形成鲜明对比。

据陈翰笙的妻侄女孙小礼回忆：在陈翰笙百岁华诞时，电视台很想请这位从29岁起就任北大教授，任北大教授时间最长的他，能对北大讲几句。可是他沉默不语。坐在一旁的人见状，劝陈老说：“你就说希望北大越办越好！”不料，陈老回答的是：“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接着他对北大教授提了四点希望，第一条就是：“不要当官”。“不要当官”这岂止是对北大的希望，这是老一辈学者对后来者的叮咛，是对整个社会点穴。——至于说近年为什么会出现“当官热”？那就留给官、学两方沿着陈老的思路来作社会学“解”吧！（邓伟志/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