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规定，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须通过座谈会、公共媒体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专业论证会及听证会。听证代表中，利害关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现职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该规定明年起施行。从规定中可以看出，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公开性得到了加强，听证会的暗箱操作或将会得到遏制。
听证会的变革已有征兆。在前不久进行的黄埔大桥收费听证会上，除了收费方代表之外，八成代表反对收费更贵方案，同时，报纸还刊登了15位听证代表的具体身份。这至少说明，该听证会不是被收费方全盘操纵的听证会，是能代表那么一些民意的听证会。可惜的是，就在这样一个已经代表着公开性的听证会上，还是有相当多代表属于和收费颇有关联的公务员体系，譬如发改委和交委的工作人员，这是令人遗憾之处。回过头想一想:如果所有听证会代表的身份没有得到及时公开的话，如果媒体报道不那么深入的话，暗箱操作有没有可能发生?
这就涉及到听证会代表的资格问题。到目前为止，听证会代表来自何处、如何选择，并没有相关规范。有的地方把代表名字刊登一遍就了事，却不交代其代表性有多强，有的地方甚至什么都不交代，直接把听证会变成让涨价合法化的绿色通道。到了最后，听证会不是反映民意的，而是打着民意的旗号为部门利益等服务的。但是，听证会代表究竟应当如何选择呢?这就涉及到听证会召开的目的。在我国，听证会的组织者一般都是政府的物价管理部门，而参加听证的企业基本上属于政府企业、垄断行业，两者有很大的利益相关性。并且，听证会一般都是为了涨价而听证，甚少发生为降价而听证的情况。
简要分析一下国内听证会的情况就会发现，听证会主要是因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调价行为而起。在国外，这种情况相对要少很多。譬如在美国，听证会主要是行政和立法听证，而且其中90%为非正式听证，价格听证属于正式听证，不仅所占比例较少，还必须由媒体进行现场直播。这主要是由于《反垄断法》的存在，美国垄断行业较少，价格由市场决定，因此无需召开听证会，听证会更无权决定价格。而且，国外相当多听证会是在议会召开的，召开价格听证会的目的也是反垄断和价格控制行为，绝非专司涨价之能事。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我们学习了西方的价格听证会制度，但施行起来却大大变了样。按照民意来讲，人大代表就是由选民选举出来的，他们天然地代表民意，听证会理应在人大召开，由人大来干预价格控制行为。可惜的是，我们在听证会制度变革中一直较为忽视人大作用，这反映出我们对人大代表参与决策尤其是民生决策的重视程度不足。须知，政府企业、垄断行业的行为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利益，更关乎重大民生，而对于重大民生问题，人大代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应缺席。
利害关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现职公务员不得被选为听证代表，这些举措是针对听证会代表构成所进行的改革，有利于打破听证会虚假化、暗箱操作化，毫无疑问是值得大力褒扬的。但我们也应当发挥现有体制中的民主作用，把听证会逐步纳入到人大程序中，体现人大对重大经济活动的监督权和对决策的决定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