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方法论上对我国革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经验的新提炼，是对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实践探索的新概括。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深刻领会统筹兼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科学内涵。

统筹兼顾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说过：“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毛泽东文集》7卷，第186-187页）可以说，这是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别，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专门列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一节做了详细论述，强调“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同上书，第227、228页）他不仅从原则上论述了这一思想，而且提出具体方法，形象地称之为“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动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它方面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1442页）。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多次强调统筹兼顾。如在谈到现代化建设时，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邓小平选集》第2卷，第257页）他把沿海地区加快开放和西部大开发作为“两个大局”提出来，把“先富”带动“共富”作为一个“大政策”，防止片面性、顾此失彼，导致两极分化。此后，江泽民同志同样重视这一思想，他指出：“要通过改革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基本原则应该是，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激发个方面创造精神的优越性。”“既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又要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中）》，第1431-1432页）他还专题论述了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并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的所有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利益。……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79、280页）“改革开放是一个宏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方面必须互相协调、互相配合，顾此失彼、畸轻畸重，就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江泽民选集》第2卷，第307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继承和升华了统筹兼顾的思想，把它纳入科学发展观的完整体系，作为“根本方法”赋予其新的内涵，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它既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目标的最重要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既具有很高的抽象性，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一“根本方法”的科学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只谈几点。

首先，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2-663页）。各种事物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本身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发挥整体效应，体现整体功能。然而，这种兼顾又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的关系，“不能把过程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区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力捉住主要矛盾，”“领导人依据每个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面，正确地决定每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毛泽东著作摘编》第110、321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分清哪些是最基本的依靠力量，哪些是应当而且可以团结的力量，哪些是可以争取转化的力量，既要做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要紧紧依靠最基本的力量，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工作中既要照顾各个方面，又不能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其次，统筹兼顾是驾驭全局的一种领导艺术。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战略任务都有全局和局部、长远与眼前的区别。作为领导者必须首先着力于全局的关键环节，同时协调力量分层次地处理好各方面工作。比如，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必须抓住不放，但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各种建设和关系，力求协调发展，否则不但不能又好又快地实现这个“第一要务”，而且还会因忽视其他社会矛盾而造成发展的阻力。事实上，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尤其是在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多发的时期，必须在认识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掌握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方法和艺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统筹兼顾的能力上。

再次，统筹兼顾也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伦理理念。从各级领导者到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学会自觉地处理整体与局部、中央与地方、社会与个人、集体与个体、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作为领导者应当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局利益、长远利益为关注点，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千方百计地解除百姓的疾苦;而不能为了所谓短期政绩而牺牲根本、全局和长远。这是一种政治道德问题，是作为执政者政治品德高尚还是卑劣的问题。作为企业和公民应当关心国家、集体的利益，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遵守国家的法纪和有关全局的部署，善于处理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全集》第4卷，第1315页）我们都应当以这样的理念促进企业和个人自律。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同时他又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的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这既为我们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指明了方向，又为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总起来说，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也是执政兴国的一门领导艺术。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牢牢掌握这一根本方法，并将它作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证。（河南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胡隆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