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之前30年的改革使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通过激发社会个体的活力得以实现的话，那么中国未来30年发展所要完成的社会建设，则必须通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与能量来实现。

    社会建设是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任务，它和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国家建设，共同构成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三大建设，其核心是建构市场、社会与国家的制度与治理体系，并保持相互之间的协调统一。

    中国提出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使命是使个人获得生存的保障与发展的可能，使社会获得自我协调、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建设是由个人、社会组织与国家力量（主要是政府）共同完成的，社会的力量是基础，国家的作用是根本。在社会力量中，社会组织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社会建设必须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与能量

    中国的社会建设，是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国家建设（如法治国家建设、政府转型）正在展开的形势下提出的，而其现实的逻辑起点是两大原有的社会组织体系的解体：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体系的解体，二是中国单位组织体系的解体。因此，中国的社会建设，实质是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与建构，它自然只能依靠两种力量：一是国家，二是社会。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国家力量再强，但相对于超大规模的社会来说仍是有限的，这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全面激发社会的活力。如果说之前30年的改革使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通过激发社会个体的活力得以实现的话，那么中国未来30年发展所要完成的社会建设，则必须通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与能量来实现。

    要改变偏重于“管理”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

    从目前来看，社会组织发展具有很强的内在动力，不仅在现实空间中发展，而且在虚拟空间中勃发；然而，它们的发展要转化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却存在着诸多的瓶颈，集中体现在观念、制度与资源配置上。虽然这些瓶颈是全国性的，但上海有必要、也有能力率先进行突破性的创新与实践。

    首先在观念上，要从战略上重视、策略上轻视的思维模式走出来，形成战略上重视、策略上也重视的思维模式，真正把社会组织看作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善加保护、开发和重用。必须树立开放、自信与合作的心态，这种心态的变化有赖于全面提升治理的理念和治理的能力。对政党及其基层组织建设而言，应当树立创新、超越与包容的心态，这有赖于政党在社会中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创新与改革。观念与心态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领导干部的思想解放意愿、科学认识能力以及改革创新精神。

    其次，在制度上，我们应该从偏重于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的制度设计，扩展为开发社会组织功能的制度设计。对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是为了“管住”它，而是为了充分发挥它在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党的十七大明确把社会组织作为治理力量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之中。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础在社会自我管理体系的发育和成长，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社会治理体系是无论如何建设不起来的。社会自我管理体系的发育和成长离不开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离不开社会组织功能发挥所可能产生的各种机制的作用，如救助、协商、调节、裁决、公约等等。上海是一个大型城市社会，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其社会结构方式、组织方式、活动方式必将更加多样和复杂，如果没有有效的社会自我管理体系的成长，就难以管理和组织好这样的大型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应科学思考政府治理社会职能的实现方式

    最后，在资源配置上，我们应该给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必要的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健康发育和成长所带来的效应，不仅有社会的，而且有经济的与政治的。社会组织既能创造社会服务、协调社会关系，同时又是社会创业和就业的重要平台，也是协调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危机的重要机制。但是，由于在扶持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上，我们尚未完全做到既在战略上重视，也在策略上重视，因而，在资源配置上的力度还不够。为此，应该科学思考政府治理社会职能的实现方式，思考政府财政的支出方式，思考政府购买服务的体制与机制。这其中有许多创新空间。

    上海是一个城市社会，社会的自我管理体系的发育水平直接决定了它的治理与发展能力。上海的社会建设，既要立足于当下社会问题的解决，更要立足于上海整体的社会发展。我们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展开社会建设，但我们的社会建设要创造的不是没有矛盾的城市社会，而是一个具有自我管理和协调能力的城市社会。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建设立足现实，但必须考虑长远；立足问题，但必须落实于制度；立足和谐，但必须落实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林尚立/上海市政协常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