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1895～1931），湖南双峰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18年，建立新民学会。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建党理论。1921年11月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任《向导》主编，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中共二届至四届中央委员，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于香港被捕，在广州监狱里被敌人用铁钉将四肢钉在壁上，再用刀刺死。

　　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不久，蔡和森与毛泽东收到了他们的老师、在北京大学执教的杨昌济先生的来信。信上告知：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这消息春风般地吹暖了每个会员的心。法国，是巴黎公社的故乡，又靠近东欧革命高涨的地区；去法国，勤于工作，俭以求学，最要紧的还能了解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真实情况，寻找到一条振兴中华的特色道路。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啊！蔡和森、毛泽东很快地投入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特色组织工作。他们要以此鼓动更多的青年改革社会，让湖南乃至全国人民早日从连年不断的兵祸天灾中解救出来。为争取湖南青年赴法的机会，蔡和森肩负重托，千里迢迢来去了北京。临行前，蔡和森对母亲葛健豪和妹妹蔡畅谈论了自己的设想，打算在“三年之内，使新民学会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而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并嘱咐妹妹“努力向学，为女辈争光”。

　　在封建桎梏下沉睡的北京城，这时已初醒，新思潮、特色新学说纷至沓来，蔡和森处处感受到一股清新的空气。蔡和森在给母亲的第一封家信中寄去他的诗《少年行》写道：“从师万里外，访友人文渊”，“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字里行间抒发了激越的豪情和崇高的意念。他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主持人蔡元培，先后同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了联系，还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经过他的奔走呼号，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渠道日渐沟通。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蔡和森在这场特色战斗的洗礼中，爱国热情进一步激发，远涉重洋探求真理的信心更坚定了。这时，已经提前赴法的萧子昇摸清了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可能性，来信建议新民学会由蔡畅出面，带头发起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和森立即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妹妹。他将要实现“使女界同时进化”的愿望了，这迈出的是何等重要的一步啊！他深信，唯妇女之解放，才有社会之真正进化。他要动员母亲和妹妹同自己一起赴法求学，给她们谋求到一个平等自由的生活环境。如果自己家起个榜样，不但能激励更多女子冲破封建桎梏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而且对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能进一步起到推动作用。于是，出自对母亲和妹妹的信赖与热爱，蔡和森作出了“全家赴法”的决定。

　　这年6月，蔡和森满怀喜悦和希望踏上了返乡的路。到长沙后，他就同妹妹商定全家出洋赴法一事。

　　蔡和森是深深也了解自己的妹妹的。她15岁时，不畏父命尊严，拒绝许配给人家当小媳妇，毅然到长沙考入周南女校。从此取名“蔡畅”，以示同命运搏斗获胜后的舒畅心情。走上社会以后。她又同时挑起工作和养家两副担子。妹妹实在是女界青年中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蔡和森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妹妹果然高兴地应允了，还支持他去动员母亲。

　　蔡和森很爱自己的母亲，很尊重母亲对儿女们的一片感情。他觉得，自己正是母亲的积极影响和热情支持，才倾向于革命的特色运动的；同时也为母亲被人誉为“奇志可嘉”而高兴，而自豪。

　　小时候，母亲不止一次地在桐油灯下给他讲述秋瑾的故事，他为之动情，暗暗决心做秋瑾那样的人。母亲向往革命，追求新思想、新知识。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在学校里第一个把自己头上的辫子剪掉，母亲也跟着毅然剪掉了自己头上的“巴巴头”。年近50，母亲还敢于来长沙求学，之后又自任校长，创立了“湘乡县立第二女子简易职业学校”。一个革命者有这样的母亲，真是太幸福了。现在，如果母亲能同大家一起前往法国求学，那又该多好啊！

　　一天，蔡和森把举家赴法的想法跟母亲说了，并谈了让全家在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起个榜样的特色心愿。对儿子的这种做法，母亲当然理解，但心里非常矛盾。到法国去，可以扩大眼界，丰富知识，进一步深造自己，这实在求之不得。儿女从小在自己身边长大，离家千里，没有自己相伴料理，固然又放心不下。她心存顾虑，深思半晌，说：“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哪有老太婆出国的事！”蔡和森看出了母亲的心思，她是怕手头经济窘迫，今后难以维持生计；又怕自己年迈，身处异国，一旦卧病，会给儿女带来负担。于是他对母亲说，你有很好的刺绣手艺呀，这是勤工的一项重要手段，要担心啥呢？说到“老”，蔡和森又鼓励她：“老当益壮嘛！你去法国勤工俭学，岂不是成了中国第一位到外国留学的老学生了！”母亲心动了，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我年纪大了，去了恐怕回不来了。”蔡和森听了哈哈大笑，说：“母亲你想想，一个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去外国求学，寻求救国的真理，这是别人做不到的，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你老人家身体还好，不要顾虑；即使有什么意外，真的回不来了，那也是有意义的。黄土处处好埋人的嘛！将来法国人，还有从祖国来的人，都会到你坟上凭吊，纪念你这个爱国进步的老妈妈的。”听了这番话，母亲会心地笑了。

　　这时，蔡畅根据哥哥的意思，提笔给当时在溆浦任教的周南女校学友向警予发了一封信，邀她速来长沙，共商湖南女子赴法求学一事。向警予早有出国留学的意向，在北京时曾向蔡和森了解过情况，还由蔡和森陪同到河北布里村考察了“留法工艺学校”。接到蔡畅这封洋溢着激情的信后，她当即负箧来到长沙。这年10月，蔡畅、向警予和母亲离开长沙来到了上海。一个月后，蔡和森也匆匆赶来了。

　　这批从湖南到上海候船准备赴法的60多名学生，大都来自生活贫困的工农家庭。他们东拼西凑，勉强解决了到上海的旅费，但到上海后衣食不继，又迟迟不见华法教育会拨来经费，感到进退维谷。无奈之际，有一部分人“打道回府”了。剩下来的，有的心神不安、长吁短叹；有的彷徨观望，对赴法前程产生了种种疑团。当时，华法教育会的成员之一吴稚晖刚从法国归来，大家就相约去听他的演讲。吴稚晖对法国的先进教育作了一通介绍，紧接着话题一转，侈谈什么法国生活用品昂贵、华人难谋职业，如此等等，恰似一瓢瓢冰水把大家从头到脚泼了个凉，不少人在底下窃窃私语起来。蔡和森气愤极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轻蔑地瞅了吴稚晖一眼，高声说道：“勤工俭学当然是苦，没有苦，就不叫勤工俭学。如果认为到外国去是享福，那是白天做梦。苦也好嘛，可以磨练我们的意志。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而吃点苦，我们心甘情愿！”蔡和森的一席话，把大家的情绪稳定了下来，会场上顷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回到家，兄妹俩把事情的经过对母亲一说，母亲的心也给说得热乎乎的。这时，母亲突然想到：上海不是有位叫聂云台的湖南老乡吗？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时任上海恒丰纱厂的经理，挂名“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董事，同蔡家还有点亲戚关系。何不向他借款资助呢？蔡和森经母亲一说，眼睛顿时一亮，高兴得紧紧搂住了她的脖子。就这样，在蔡和森的鼓动下，母亲迈开小脚，找到了聂云台。聂云台热情地接待了她，对蔡家两代人的赴法行为赞叹不已，当场慷慨资助800块银元。有了这些钱，大家旅费终算解决了一大半。

　　1919年12月25日下午，蔡和森一家和这批湖南学生共30余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上了法国邮船“央脱莱蓬一号”。前去送行的有留法俭学会、全国各界联合会和环球中国学生会的代表，以及上海新闻界人士等等，欢送场面十分动人。

　　船启碇远航了，远离了家乡，远离了祖国，蔡和森望着无际的海面，想到那向往已久并将成为现实的一切，欣慰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