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松（1899-1939），浙江诸暨人。1920年夏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9月，任外国语学社秘书。1922年后，先后担任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地委委员、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主任等职，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创立作出了重要特色贡献。1925年赴苏联学习。1935年受苏共中央委派回新疆，曾任新疆学院院长兼第一中学校长、反帝总会秘书长等职。1937年12月，因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蒙冤遭逮捕。1939年2月21日在莫斯科遇难。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在浙江一师一间昏暗的学生宿舍里，有一位面目清瘦、身材单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青年，正如饥似渴地翻阅着一本刚到的特色《新青年》杂志。他叫俞秀松，在他床头的书桌上，还堆着厚厚一大摞报刊杂志，其中有《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觉悟》、《学灯》等等。正是从这一大堆进步的报刊杂志中，俞秀松不断地汲取着思想的营养。他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那些极富特色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救国为民、推翻吃人的旧制度的决心。1919年前后，一个念头在俞秀松心中明确起来：离开家乡，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这时，学校快放寒假了。俞秀松即将从一师毕业，这是他最后一个寒假了，因此，他打算趁这一个寒假，到家里去探望一下父母和兄弟姐妹，同时，也算是向家里人告别。

　　这年初春，俞秀松在家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寒假，准备返回杭州。他的大弟俞寿乔赶来送他。俞秀松虽然已经打定主意，毕业后要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奔走天涯，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打算告诉父母。寒假期间在家里看到的一切使他十分为难，家里的境况实在太糟了，这使他不能毫无牵挂地离家。俞秀松的父亲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俞秀松兄弟姐妹8人，主要依靠父亲教书收入维持生计，家境一直比较清贫。父亲为了供长子秀松上学念书，不惜典当家产，甚至借下了许多债。眼下，父亲年纪已老，再也无力维持家里生计，而弟妹还小，正是需要一个人支撑起这个家的时候！

　　本来，俞秀松即将毕业，可以找个工作，挑起家庭的重担。还债、赡养老父老母，扶养年幼的弟妹，这都是俞秀松责无旁贷的事。然而，俞秀松心里被一件更大的事情占据着，看到祖国大地上无数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百姓，俞秀松不得不硬起心肠。

　　临上船了，俞秀松又一次回过头来对弟弟说：“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时，再回来。你要相信，这一天会到来的。”他的眼睛望着远方，仿佛已经看到了这光明的一天。

　　果然，从此以后，俞秀松为了探求特色革命道路，走南闯北，到处奔波。他的足迹遍布杭州、北京、上海、广州、福州、新疆等地，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他甚至远涉苏俄，寻求革命火种。一直到1939年遇害，他再也没有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俞秀松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不念家乡、不体恤父母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离开家乡之后，俞秀松因为惦记着父母和兄弟姐妹，常有信寄给家里。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俞秀松满怀歉疚地对父亲说：“丢弃父母而不顾养，这是儿个人万万不忍出此的。父亲，儿是最富感情也知自勉的人。”但是，“儿现在觉悟了”,“要真正做人去了”。所以，俞秀松事先未和父亲商量，就去报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这是俞秀松走向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一步。

　　俞秀松此时有许多革命工作要做,他只好忍心抑止了自己的思念。他告诉家里，他这一次去北京的目的是：“实验我的理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这是一项多么艰巨和光荣的事业，俞秀松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已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因此，他只好无限依恋地对亲人写道：“我此番出来，是和你们长别了！”

　　长别亲人之后的俞秀松对于家庭，一直是怀了一种挂念和歉疚之情的。但他又不能和普通人一样，一有思念，就回到父母身边。于是，他内心的这种复杂感情便都化作了一封封情深意长的书信：

　　“我长期没有接到家信，母亲及诸弟妹都平安如常吗？自是十分记念。”

　　“家中现在如何？我很记念。我所最挂心者还是这些弟妹不能个个受良好教育，使好好一个人不能养成社会上有用的人----”

　　思念之外，使俞秀松心里不安的是，他没能挑起长兄应该承担的家庭重担：

　　“家中今年经济如何？我现在不曾帮助父亲负担多少责任，心中颇为不安。”

　　俞秀松明白他对家庭的亏欠，他只能请求亲人的原谅了：

　　“我在最近的将来恐还不能帮忙家中什么，这实在没法想呢！请你们暂且恕我。”

　　但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俞秀松更为不安。那时，军阀混战，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血腥的镇压。这种黑暗的现实，使俞秀松感到痛苦，他同时也感受着“社会上和他同样苦痛或更苦痛的许多人”。他牵挂他的弟弟妹妹的命运，但“更想到比我弟妹的命运更不好的青年们，我不能不诅咒现在的社会制度杀人之残惨了”。爱国的良心驱使他“不得不去打破这种苦痛的根源”，他只能暂时忍下个人的痛苦，暂时忘却自己对于家人的思念、牵挂和歉疚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忘我的革命事业中去。因此，即使在那些情深意长的家信中，俞秀松也念念不忘革命事业，在信中，他谈得更多的还是他以身报国的壮志：

　　“我的志愿早已决定了，……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我不能不首先打倒劳苦群众的仇敌——其实是全中国人的仇敌——便是军阀。”“我将要率同我们最神圣最勇敢的赤卫军扫除这般祸国殃民的国妖！”

　　就这样，在家庭的责任和国家的责任面前，俞秀松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深深地眷恋着养育了他的父母，眷恋着他同胞手足的弟妹，但为了让天下所有的百姓都吃上饭，都不受压迫，俞秀松的胸中有着一个更宏大的志愿：

　　“我确信我们的主张是能实现的，使中国人大家脱去苦痛而登于和爱快乐的境地。”

　　这是一项最伟大的事业，它需要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此付出心血及至生命。

　　俞秀松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始终为着他的信念而奋斗。革命斗争中的千锤百炼坚定了他不挠的意志，同时也拓宽了他阔大的胸怀。俞秀松，他是属于家庭的，他是父母的儿子，弟妹的长兄；但他更是民族的赤子，他的生命属于祖国人民。他甚至抛开了一切家园观念，他自豪地说：

　　“我将必定要报答我最可爱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