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人们应该还无法想象会提出“儒学对于今日世界有何意义？”这样一种问题。在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的东亚，除了少数几个很可能被视为尚久好古的学者之外，儒学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课题。人们常说，儒学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件博物馆的展览品。在“文革”之前，孔子在中国如此受到忽视，他的形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四人帮”在开展“批林批孔”时才发现，孔子实在是不堪一击。因此，他们必须首先让孔子复活，然后才能给他套上颈手枷，再把他钉到十字架上。可是，从此以后，孔子便阴魂不散。就像希区柯克的电影《怪尸案》（The　Trouble　with　Harry）中的哈里一样，孔子拒绝被埋葬。

——狄百瑞

孤忠赴难、痛斥明成祖篡位的儒家君子方孝孺和斥责以色列诸王的希伯来先知，二者身上闪烁着相似的风范。两种看似迥然不同的人格之间有微妙的契合。

君子和先知都以个体的身份直接感悟至上的精神，也就是君子的“上天”，先知的“上帝”。

君子和先知都表现出了来自至上精神的灵感。君子不断让原典的枯枝上开出惊艳的花朵，先知则在布道中宣告上帝授意。

君子和先知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竭力要在人世间建构理想的秩序。

君子和先知又都承担着社会警诫的作用。人世间实际的政治和生活秩序总是不断地背离上天或上帝旨意，君子和先知就如同西绪福斯，不断用徒劳而严厉的谴责和呼吁矫正现存秩序。

这种比照开启了儒家和其他文化与宗教进行沟通、甚至转化的可能。儒家的君子有可能被犹太人接受吗？

对于“真正”的儒家来说，根本的问题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而且是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尤其是后者，儒家的教育理想突出地重视人生问题和天下为公，而这种理想恰恰应该被整合到美国教育的核心理想中去，在大学里，每个专业的核心课程，焦点应该围绕人生和社会展开的中心问题。它能推动公民针对核心价值与当代问题的关系展开积极的话语。如果我们不深入思考那些仍在支撑人类视野的传统价值，我们就不可能对保全生命的价值达成共识。今天，就像先前的儒家一样，要想拥有上述知识和理解力，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仅仅依赖自己的传统。

正像和我对话的杜维明所说的，儒家理想的包容力是这样展开的：“自我必须克服利己思想才可能真正具有人性，家庭也必须克服裙带关系才可能真正具有人性。依此类推，社群必须克服狭隘的地方观念，国家必须克服种族中心主义，而世界必须克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它们才可能真正具有人性。”

（以上观点皆来自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相关链接：狄百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是海外研究中国思想的著名学者，主要著作有：《高贵与文明》（2004），《亚洲价值与人权》（1998），《为己之学》（1991），《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1988），《中国的自由传统》（1983），编写了影响广泛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