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终于来中国了。在过去一周里，这位当红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与中国经济学家风云论剑，探讨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版图和解决之道。让国人惊诧的是：在中国短短一周的行程，克鲁格曼却以其放荡不羁的尖锐言论，几乎激怒了所有与之谋面的学者和专家，甚至搞到令人下不了台的地步。（《东方早报》5月17日）

从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到点名中国碳排放增长过快影响了全球的资源和环境，他发表的每一个论调，都遭致在场中国学者的强烈质疑和不满。我想，其中既有对克鲁格曼观点的不认同，也有对其表达方式的不适应。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我们掏大价钱请你来，把你当大师一样笑脸供着，不要求你像某些“对华友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样，专挑中国人爱听的话说，起码也别在中国地盘上“大放厥词”啊！其实，了解克鲁格曼的人会发现，火药味十足是他的一贯做派。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话如果不能激发某一部分人的愤怒，他的演讲就不够深入人心，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专栏作家。”其中国之行的“战斗性”，不过是其“率性”而为罢了。

克鲁格曼让很多国人惊诧，根源在于我们并不适应这种率性十足的表达方式。国内很多学术会议（也包括其他会议），总是一团和气，从来不缺少好好先生。即便要表达不同看法，也会“穿靴戴帽”好半天，什么“基本赞成”、“充分肯定”、“已经说得非常好”云云，自己“只是有一点补充”、“仅供商榷”。如果冒出了“火药味”，主持会议的人多半会出来“和稀泥”——可以会后多交流，很少见到学者们激烈的对峙或者舌战上演。也就难怪有参会的朋友告诉我，有学者在克鲁格曼“不能说服自己就一定要纠缠到底”的性格面前，有些“过分激动甚至失态”。

古今中外的学术史都已表明，学术争鸣最活跃的时期，常常是学术文化发展最迅速、学术巨匠“群星闪耀”的时期。但不能不承认，当前中国学术界恰恰缺少这种活跃与激烈。明哲保身、与世无争的传统信条，让很多学者瞻前顾后，生怕说“错话”，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奉行“多栽花，少栽刺”原则，宁可说一些正确废话，也不说“得罪人”的真话。渐渐的，深层次、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成为这个学术“大发展”时代的稀缺品。

表象之下，是深层次的扭曲。不由得想起陈丹青先生一段精妙的描述，说国人常常“平时凶、底下狠，翻到面子上，也即社会领域和公共层面，则民气淤结，翻报纸看电视，罕见真问题、真意见，便是有，也必百般婉转，简直达于文体修辞的‘温良恭俭让’，总之，一派云淡风清。”

克鲁格曼的“反常”像倒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身的“反常”。诚然，即便获了诺奖也不是圣人，他的质疑与攻击经常被证明是错误或偏颇的，但我们应该接受这种率性的“战斗性与火药味”，从刺耳的批评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即便他真的错得不成样子，连辨驳的必要都没有，我们也不必惧怕泱泱地球上有这样一个“攻击”我们的经济学家。对外是这样，对内也是这样——从来就不要指望一个转型的时代里，公共话题会一团和气。（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