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中国的欧美人士最喜欢用的借口之一是，中西之间的“价值观”不同。美国政府以此为依据，近年把亚洲国家分为四类：日本、澳大利亚等全面合作的条约盟友国家；泰国、菲律宾等关系友好的盟友国家；印度、蒙古、越南等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伙伴国家；然后是中国。美国人认为，前三类国家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与“民主理念”，中国则不同。然而，事实是否如此？笔者不敢苟同。

大部分人对于“价值观”的理解，应该是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我经常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现普通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奥运期间，我和一位美国记者去看中美女子沙滩排球的决赛。在两国观众为各自的运动员摇旗呐喊一番之后，美国记者突然对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他们都特别爱国，不像欧洲人那样对政治比较淡漠；他们都特别努力地工作，为自己和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比赛之后她又谈起，如果从中国搬回美国居住，应该在哪里买房子更划算，怎样找一份自己喜欢又稳定的工作等。这些现实问题与北京居民所最关心的问题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那些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的中国父母与美国父母在生活追求上真的有很多不同吗？梦想事业成功、能够开着奔驰或凯迪拉克轿车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或印度人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吗？除了追求手段和路径可能不同，具体目标不同，他们在总体方向和最终目标上基本是一致的。

事实上，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那些用价值观标准来挑中国刺的人，恰恰不是从价值观出发分析中国的，而是一直以来抱有对中国的偏见。那些对中国抱有偏见而又拒绝改变的西方人没有认识到，经济和通讯的全球化带来了观念的全球化。中国的开放，教育、互联网及移动电话的快速普及，使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西方国家普通人的价值观越来越接近。那些还总是拿价值观、意识形态对比、说事的人，用句老话形容是“太过时了”；比较新的说法是：“太上个世纪了！”

由此出发，如果中国人也用价值观形容自己与西方人的差异，那正好中了某些西方人的语言圈套。比如，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人与美国人都支持。但是，中国人的差异可能在于不愿每隔几年花那么多钱，去供政客相互攻击，上演政治秀。最新统计，美国两党今年大选将花费资金超过10亿美元，相当于40万中国人一年创造的GDP总值。

中国人同样赞同言论自由。但是，对于那种“口无遮拦”式的“言论自由”，中国人却不敢恭维。最近，在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举办的一次晚会上，一位美国女喜剧演员在开场白之后先是信口说了句“我可不想去中国，听说女孩子在中国是完全没有任何权利的”，然后她又用极富性挑逗的话，大谈她已经去世的奶奶，以博取大家一笑，用词之大胆足以令看电视的美国人脸红心跳地捂上耳朵。即使是在总统竞选当中，像卡尔?罗夫这样资深的政治顾问也承认，对竞选对手的不实攻击是存在的，目的是先坏了对方的名声，等对方再用事实澄清的时候，选民已经没兴趣听了。如此“言论自由”，正如一位阿联酋朋友所说，“与我的道德理念相悖，我宁可不要。我更喜欢自己的国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可见，简单用“价值观不同”阻碍中国与西方交往，根本没有说服力。孙中山早在1920年代就提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理念，这一目标与西方推崇的“民主与人权”，与当代中国追求的治国理想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中国与西方并不存在价值观上的根本不同，只不过在发展阶段和追求方式上有所不同。因为中国是后起之秀，在一些国内国际政策的优先顺序上肯定与发达国家有差异、有差距；也正因为中国是后起之秀，才可能借鉴前者的经验，甚至以优于前者的方式达到目标。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应该有足够的理由让西方相信，中国人完全能够通过结合中西双方的优势，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民主的社会。（作者是旅居美国的著名中国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