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委员会总有办法为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打气。在华尔街遭遇滑铁卢之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却获得诺贝尔奖，这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是个绝妙的讽刺。一边是弹冠相庆的萧条经济理论家，另一边却是摇摇欲坠的自由经济体制。1976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是自由主义经济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之后五位获奖者均出自“芝加哥学派”。32年后风水流转，获奖者克鲁格曼却是凯恩斯的信徒。诺贝尔委员会在全球祭出国家干预的法宝，目的是用一种与自由经济理论相对的，但同样源于西方的经济理论来保住西方价值体系的垄断地位。可惜为时过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对西方经济学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其“普世价值”的核心理念已经陷入深度危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谁也不会相信克鲁格曼的理论能够救市。

同凯恩斯相比，克鲁格曼对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理解要肤浅得多。凯恩斯是懂政治的，他明白国际货币体制，而不是国际贸易，才是展示大国政治关系消长的晴雨表。一个大国纵然有贸易赤字，只要能够控制国际金融体制，其经济地位不会下降。他在二次大战期间的最大贡献是主持了英国对美的经济谈判，帮助建立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架构。当时的英国已面临破产，而凯恩斯的一个著名论断是，“彼有钱袋，我有脑袋”，英国可以利用多年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经验来与新手美国抗衡。

时下，凯恩斯精心打造的那些国际经济机构，特别是曾经风光无限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早已集体失语，七国峰会也哑然无声。全球对这个早已过时的体制开始丧失信心，大国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毋庸置疑。最近，西方政界和媒体频频在给中国戴高帽子，连保守的伦敦《金融时报》也开始大谈“金融社会主义”，好像中国人坚持了多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突然被西方人理解并接受了。但是，中国人千万不能被西方忽悠了。西方领导人的种种言论表明，他们的眼光盯在中国的钱袋子上，要求中国兑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义务，而且一定会借助“彼有钱袋，我有脑袋”的体制优越心理，不遗余力地逼迫中国就范。

美国面临“帝国货币”地位的终结，中国过早参与有害无益

可以预见，美元的帝国货币地位必然会在这场风波后发生根本变化。自二次大战到今天，美元一直是主导货币，是具有霸权特征的“帝国货币”。所谓帝国货币是指一国的印钞机便可以直接影响国际货币流通量的大小。如何操纵这部印钞机是美国向全球征收“帝国税”的关键所在。古罗马帝国可以让罗马军团向被保护区的人民直接征税，而现今的美帝国却可以操纵国际货币体制的运作向全球征收“间接税”。如果说在60-70年代，西欧和日本帮助美国为越南战争集资，那么今天的伊拉克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由中国埋单。

但是，如今美国在世界虚拟经济中的霸权地位却已经岌岌可危，以华尔街为主导的自由经济价值系统也将随之垮台。目前唯一能够挑战美元的是欧元。眼下，欧盟虽然支持政府集体挽救金融体制的举措，但出发点与美国不尽相同。欧盟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借此机会施展欧洲的联合力量，为今后的欧洲共同防务和外交政策打开通道。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欧盟领导人在集体出手的同时也呼吁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国对此十分紧张。无独有偶，６０年代里法国戴高乐总统同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制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今天，同样是法国的萨科齐总统强烈要求世界金融体制改革。看来大西洋两岸难免一场争斗。

几个月前，笔者在布鲁塞尔曾同欧盟理事会对外关系总司长库珀先生有过很长一段交谈。库珀认为世界格局需要30年的转型期，那么，在这一时期内，世界显然存在着“群龙无首”的问题。国际体系没有领导力量是难以稳定的。库珀特别指出，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已经结束，欧洲追求的是美国、欧洲和中国“集体领导”的方式治理世界。库珀堪称欧盟的第一思想家，但也是现实主义者。他说这些话是有底气的。近年来欧元的崛起证明美元一超独霸的战略格局已经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元遇到欧元这样的新型世界性货币的挑战，长期操纵利率的法宝就不再灵验。一旦国际商务结算和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中欧元的数量大幅增加，一枝独秀的“帝国货币时代”就开始走向尽头。但是，在笔者看来，在库珀所说的“三强集体领导”体制尚未出现之前，中国对现存国际金融体制的危机过早参与有害无益。

光靠从西方“拿来”的一点经济学知识就贸然决策，中国必然在海外金融投资中屡屡失手

任何国际金融危机的背后都有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远不是经济学家所能加以解释的。美国自７０年代初以来出现贸易赤字，至今没有翻红，而且长期在双赤字，即巨额财政和贸易赤字的双重压力下继续发展经济和引领科技创新，它的经济动力究竟从何而来？美元的特殊地位是个关键因素。我们必须承认，在国际金融领域里，中国还是新手，对百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活动规律只有肤浅的认识。光靠从西方“拿来”的一点经济学知识就贸然决策，必然在海外金融投资中屡屡失手。历史上，中国对国际贸易并不陌生，而且是第一个全球市场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对２０世纪以来的以英美霸权经济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少接触。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以美元一超独霸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只有局外者的一点感知，对它的实际运作并未参与，更不理解这个体系的国际政治大背景。

如今，中国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暂时未伤元气，主要并不是因为贸易顺差产生的硬通货盈余，而是因为人民币仍然游离在“自由经济体制”之外。尽管如此，我们的损失还是不小。以美国国债券为主的巨额贸易结余已经大量缩水，今后我国对外贸易也将遭受巨大压力。

西方向中国施压的手段无非是几招：贸易保护主义，逼迫人民币自由兑换，或者直接指控中国对当前的危机负有责任。现实的对策只能是：捂紧钱袋，把住口风，不出头，不挑大梁。国际间如果达成协调政策，中国只能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责任有限，绝不能重弹“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论”的老调，误入他人精心预设的圈套。更不能财大气粗，“上海取代华尔街”之类的豪言绝不可取，更不要相信西方媒体那些“社会主义好”的歌唱。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批评甚烈，但是他并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作了巨大贡献。（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