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热议，这次中国学界表现得相当平静。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学界出现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局面，没有了对未来世界的宏大叙述，而代之以客观中立的专业研究。其次是中国观察世界的视角发生了重要变化，由过去对外部社会的“仰视”变成了现在的“平视”，关注重心也从了解外部世界，以与国际接轨，转移到自身内部的发展。第三就在于事态还在发展之中，对未来格局的任何结论都还为之尚早。但客观而论，自新世纪以来，国际权力格局和大国战略关系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就其大者而言，以下七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 　　

一、后冷战时代“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美国在力量和权势上仍然处于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国大学备能力和意愿来取代美国，重塑国际秩序。然而，近年来，美国实力（尤其是其软实力）的相对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得美国的内外大学不断恶化。除了主观政策失误所导致的窘境，美国力量相对下降还有如下客观原因：第一，美国“新大学”泡沫的破灭。90年代以来，以知识和信息为象征的新经济在美国高歌猛进，但随着泡沫的破灭，新经济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不复存在。第二，美国不再享有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第三，美国霸权的双重成本问题。“9?11”以前，美国霸权的唯一成本在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确保世界市场统一和国际秩序稳定；然而“9?11”以后，美国不得不担负起国土安全的沉重成本。

二、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以“金砖四国”、“展望五国”和“新钻十一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整体性崛起，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政治影响相应增强。其重要标志就是每年一度的G8会议向“G8＋5”模式演变。越来越多的全球议题已经很难在G8体制内解决，需要这些新兴经济国家参与决策，共同分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国家大多带有东方国家的集体性身份认同，这意味着500年来西方主导世界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局面即使不能被颠覆，也将出现严重动摇。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将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俄美双方大都认为，俄美矛盾是西方内部的矛盾，亨廷顿就曾直言冷战是西方世界的“内战”。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都是坚定的欧洲派，俄罗斯的国家目标就在于让欧洲承认其是完全的欧洲国家。因此，如果处理得当，俄美双边的良好关系是可以预期的。即使是在俄美双方发生尖锐冲突的当下，不少人也认为两国的紧张关系是暂时的，俄罗斯坚持对抗是战术性的短期行为，其目的在于让美国最终接纳它。然而，俄美矛盾具有深刻的地缘和历史背景。大学玩得不好，就会弄假成真，战术对抗就会升级为战略对抗。同样值得重视的是，9?11以后，美国在外部世界的挑战还来自于极端伊斯兰主义和激进势力国家。伊拉克的反叛和伊朗核问题已经使得美国深陷伊斯兰世界的复仇情绪之中；而俄罗斯与伊斯兰联合的可能性更使得美国疲于应对中东地区出现的复杂局面。

四、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面临着严峻的内部挑战。首要是联盟的团结问题。美欧两个社会存在结构性差异，战略利益迥异。除非再出现苏联这样的外部性威胁，美欧不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团结。第二是人口问题。西方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却基本上是个无解的问题。面对其他国家人口的巨大优势，西方力量呈现绝对的下滑趋势。

五、全球化是否会停滞也是观察当前国际趋势的一个重要变量。全球化最新阶段就是90年代以来的经济浪潮。美国通过资本整合和制度建设大力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开始抬头，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接连不断。中国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因而不太重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全球化戛然而止的可能局面更是估计不足。然而，全球化能否继续维持已经成为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的继续前进是客观趋势，但存在阶段性停滞的可能性。全球化的进程并非线性演进，而是不断波动的，问题在于会波动到什么状态，其具体区间在哪里。这还需要学界同仁的认真思考和大胆争论。

六、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开始对民主及其推进方式进行反思和质疑。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出现了一批成功走向民主的国家和地区，但也不乏民主失败的实例。从新世纪开始，西方知识精英开始反思民主化浪潮，更对美国在全世界强行推进美式民主的做法大加质疑。总体来说，在美国，没有人对民主的目标产生质疑，而只是对民主实现方式存有争议。但是，在美国以外，越来越多的群体对民主目标本身产生了怀疑。自由民主能否以及以何种方式继续推进有待观察。

七、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实力积累，中国崛起的前景越来越明朗。日本和四小龙的崛起并不代表亚洲的真正崛起，中国崛起才是亚洲崛起的实质意义所在。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表明，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的崛起不仅需要内部的持续创新和心态调整，而且需要重新审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外关系的互动已经由外部影响中国走向了中外互为影响，认识视角也走向了中外相互平视的阶段。外部世界越来越认识到，套用任何单一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来审视中国都会无功而返，西方需要从集体性的心理落差中调整过来，从多元复合的视角出发，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的发展。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英国在启动工业化之时，人口仅有1000万，却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伟业；美国凭借1亿人的优势造就了当时唯一超级大国；那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对世界将意味着什么呢？（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