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进入21世纪头十年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兴起毫无疑问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且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现象之一。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中国从一个孤立封闭而相当贫弱的国家，变而成为一个迅速发展且充满活力的社会。这些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使全世界——甚至使中国人自己——都感到惊讶。尽管还有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仍待解决，今日之中国与三十年前的中国相比，实在极为不同，在各方面都有很大改善。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却又在今日世界里仍显得朝气蓬勃，具有极强的文化活力，于是人们要求欧美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能够提供讯息，对中国的兴起作出解释。现在对中国的兴趣并不局限在传统的汉学或中国研究的领域，也不囿于大学里学术研究的范围，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学术圈外的人对中国觉得好奇，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对当今世界发生的变化觉得有了解的兴趣。西方的新闻媒体把来自中国的影像带到每一个家庭里，汉学家即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发表许许多多的论文和专著来满足一般人了解的需要：无论我们注意学术界的情形，或是观察一般人的想象，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在今日西方正得到高度的关注。

然而在理解中国的努力中，西方却少有机会让普通读者得以窥见中国人自己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他们的文化和历史。这一缺失似乎很奇怪，但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忽略中国学者的著作也不无道理，那就是觉得中国乃是政治统率一切，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中国的学术完全受党的意识形态控制，严格遵从预设的一条党的路线。人们觉得这样受政治控制的学术并非真正的学术，而更多是政治宣传，于是西方学者们在他们的著作里，就很少提到当代中国的学术著作。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学术和一般中国人的意见看法，就像中国其他各个方面情形一样，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种以为中国学术必受政治控制的老观念，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情形了。中国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大大改变了我们有关古代文本的知识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而对这些新材料的详细研究，都发表在中国学者的论著里。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中国学者对学术研究的性质本身做了批判的思考，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正统的老教条提出质疑，同时也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提出一种新的观念和看法。西方学者和有兴趣的读者了解来自中文学术界的观念和看法，早已经是该做的事情了，而把中国的学术著作翻译成英文，就是朝这方向跨出重要的第一步。把有影响的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英文，必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更好地了解中国，从而摆脱过去那种彼此内外之别，中国本土学者的看法与西方观察者的观点之间那种机械的对立。

布里尔出版社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在最近设立了“布里尔中国人文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的目的是把重要而具代表性的中文学术著作经过精心挑选，请具有专业知识的译者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学者以及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兴趣、但不能阅读中文原著的读者。我们希望这套具代表性论著的译丛能有助于从另一种观点去理解中国，既对专家有用，也有益于普通读者，而且在促进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有益的对话和思想的交流方面，能跨出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洪子诚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在中国9年时间里卖了将近50万册。英文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由布里尔出版社出版，初版印刷了300册，竟然很快卖光，他们准备重印了。300册在西方对于一个学术出版社来说，半年能卖光已经很好，而且，他们的书卖的很贵，《中国当代文学史》要1400人民币。与我们一厢情愿的“文化输出”相比，这套书是西方学界主动翻译中国学者的原创学术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布里尔中国人文研究丛书”的第一本书。此文是丛书编者张隆溪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