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环球时报》国际论坛版刊登了杨帆的“要敢于挑战西方经济理论”一文。文章认为，花危机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破产。杨帆认为，西方经济理论一直在误导中国，其背后隐藏的是西方的阴谋。对此，笔者持有不同意见。

理论可以是东方人提出的也可以是西方人提出的，但是一个理论的运用和实践从来都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具体条件。任何超越了一个具体的地域的理论在实践中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想成功，任何国家都需要学会融会贯通。如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还崇信简单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经济理论，让市场自我调节、自我管制、自我成长。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国家早就意识到马克思所说的贫富分化的后果将会是无休无止的抗争和镇压，它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让自己的国家也具有了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那些最早展开暴力斗争的产业工人阶级，也早就意识到了暴力革命很难成功，改变了他们影响政治的手段和方式。

甚至在资本主义最有活力的美国，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共和党的老罗斯福和民主党的威尔逊就通过进步运动引入了政府管制、民主和社会正义的理念，试图并成功地给贪婪的资本主义这头野兽套上了各种枷锁。大萧条的发生是因为老罗斯福之后的共和党人试图推翻政府管制的后果。小罗斯福在推动“新政”时自称没有理论，但是后来学者发现在他身边的智囊团都是凯恩斯的信徒。凯恩斯的理论指出，在经济出现萧条的时候最为有效的应对方法是政府放弃对赤字的担心，大规模地花钱，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国人的收入和消费，让经济在最短的时间内起死回生。布什总统的救市、中国政府的4万亿投资和奥巴马提出的新刺激方案可以说都是凯恩斯理论在新世纪的再次启用。中国1998年之所以能摆脱亚洲经济危机，采用的措施也可以用凯恩斯的理论去解读。

美国始于2007年的花危机并不是西方什么理论的失败，而是源于政府的监管的弱化和华尔街花机构的贪婪。如果说有什么理论的话，那就是包括克林顿内阁主要经济官员和美国央行行长格林斯潘等人都相信，虽然市场和资本的运作无法预测，但是在市场中游走的资本家都是有理性的，他们在顾及自己的收入增长的同时，也会顾及自己的顾客和投资人。这种顾及会自动和自发地调节市场，远比政府的调控更为有效和低成本。可惜的是，当华尔街的资本家看到他们制造的那些花产品可以带来如此巨大的不劳而获的回报，他们失去了理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另一点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讲还来自美国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理想，即让所有的人，包括穷人，都有房住。因此，那些并没有资格获得贷款的人也从银行拿到了贷款。他们的破产造成连锁反应，不仅美国经济进入危机，中国的经济也开始出现萎缩。换句话说，政治正确也是金融危机到来的一个原因。

笔者不知道杨教授是不是在暗示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是上了美帝国主义的当。事实上，中国政府把存储量排在世界第一的外汇放到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上，不过是一个经济决定———美国相对稳定，回报率会更高。美国一定有不少类似杨帆先生这样的警惕性特高的学者和官员，他们目前可能正在说，中国是不是对美国有政治阴谋，试图通过掌握美国的金融而永远地掐住美国的经济命脉？

美国没有通过经济和金融扼杀中国的阴谋，中国也不需要挑战甚至抛弃西方的任何经济理论。中国近代和当代对强国地位的追求都是建立在引进和实施西方产生的理论之上的。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理论的引进和使用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令人难以想像的灾难，而唯一对中国有益的却是关于市场经济和政府如何通过民主和立法管理市场的理论。

无论是西方经济，还是中国经济，今后持续的繁荣昌盛仍然需要两只手，看见的和看不见的手———市场自由、平等和理性的竞争和政府透明、公开和有责任的管理。在这个领域，中国最需要的仍然是学习，而不是挑战。（作者是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