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选已经结束，争论却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不久，有人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康普。接着，为了平衡影响，1980年12月，由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一次“优秀群众歌曲评奖”，希望“以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鼓舞广大群众”。这次评奖由各省市词曲作家、音协负责人，各省市文艺团体推荐，由专家评委会投票选出31首。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人民———战士的母亲》、《打桩机在歌唱》等。只有在后面的独唱部分，才有《祝酒歌》、《再见吧，妈妈》、《边疆的泉水清又纯》等“15首”中较为铿锵明朗的几首入选。
王炬在日记里记载，1980年4月，在压力之下他制作播出了“部队歌曲12首，与15首做平衡”。他在日记里特别指出：播出后群众没有反响。
“当时音乐界内部对于抒情歌曲的争论很多”，冯世全说，1979年6月号的《歌曲》杂志曾经刊登了一次争论，争论对象是周琪华演唱的《丁香花说我爱你》。一位作者发文《丁香花诉说的是什么情调》，称这首歌“比过去的流行歌曲还要‘黄’一点”。作者特别分析了“我爱你”一句的曲调，称“一般正派人这种词也很难唱出口。就像找不到对象没人要似的，略带低贱，有损于社会主义新型妇女的形象和自尊心”。“试想，如果这首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大家整天都哼着‘哎呀呀，我爱你’，那我们的社会风气将会是什么样子？”
《歌曲》杂志在1979年初刊登了《丁香花说我爱你》的词曲，随即受到批评。冯世全说：“那时候音乐界存在着保守和改革两种力量的较量。我们经常因为发表‘不健康’、导向不好的歌曲挨批。后来领导要求我们发批判文，就有了6月的这组争鸣，在社会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同时登出的为“丁香花”叫好的文章是署名黄书田的《丁香花是香的》。文中说，谁也不会因为唱几句“我爱你”就不正派了。“《流浪者》插曲到处都在唱，不见得就到处一片流浪之声。”
1980年批判《乡恋》则是这种较量的白热化。在这一年4月，音乐界人士在京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要议题就是批李谷一演唱的《乡恋》和王酩作曲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有一负责人点名批判《乡恋》，称毛病就出在李谷一的“气声”唱法上。这种喉头放松，发出气流摩擦的轻声被视为“港台明星的唱法”，是靡靡之音，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报纸杂志上接连出现批判文章，李谷一被指为黄色歌女。但《乡恋》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1983年应观众强烈要求《乡恋》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唱，李谷一才算获得正名。
“中国的流行歌曲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一路都是坎坎坷坷的。”冯世全感慨说，80年代“流行歌曲”曾一直是个禁忌词汇，是低俗、不健康、港台味、黄色、无艺术性的代名词。1984年央视首度举办“通俗歌曲大赛”，“通俗”于是替代“流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来表示大众喜爱的歌曲。摇滚乐也受到压制，“直到90年代初摇滚乐还不能进剧场，不能上电视和电台”。
“15首评选的意义就在这儿，它是第一步。从那以后，流行歌曲的口子逐步打开，直到今天已经是非常自由———时代就是这样一点点进步的。”他最后感叹。
大事纪
1966年起，“语录歌”在“文革”的第一阶段盛行全国。《毛主席语录》中的重要段落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几乎都被谱成歌曲，全国到处都掀起了高唱“语录歌”的浪潮。西方音乐、传统艺术一律被封为“大洋古、封资修”而遭禁止。
1971年，周恩来总理曾针对歌曲的“喊、尖、快”提出了批评，并鼓励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新的歌曲和舞蹈音乐。
1972年到1975年，《战地新歌》一到五集先后出版发行。歌曲多为密切配合政治形势而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出现一批欢呼“十月胜利”的优秀歌曲。如《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郑秋枫曲）等。
1978年9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号召全国歌曲作家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创作思想开始活跃起来。
1979年，太平洋音像公司成立，宣告中国音像业的启动。到1983年，全国出现300家音像公司。
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产生了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对推动流行音乐走向兴旺起到重要作用。
1980年4月，《乡恋》和李谷一等人遭到批判。认为是港台唱法，不健康的黄色歌曲。
1985年，以《黄土高坡》、《信天游》、《一无所有》等为代表的“西北风”劲吹，出现中国原创流行音乐的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