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校长的时候，对行政化在学校内部的表现也一直有很负面的看法，高校变成官僚机构是不对的。”全国人大常委、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吴启迪近日指出，在高校唱主角的应该是教师和学生，各部处是为他们服务的。但在高校中往往部处权力太大，对教师、学生不够尊重，这要改。

“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愈演愈烈的“官”“学”两栖现象。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大学体制，吸引了一批批大学教师奔往仕途，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功利化、金钱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影响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无独有偶，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一次演讲中，“炮轰”中国现行教育中存在三大“病症”，其中包括“教育行政化使知识分子无心学问”。可以说，这些“炮轰”正指出了当前不少大学之所以存在种种问题的思想根源。

俗话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它最忌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它尤其需要耐得住寂寞，能够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地刻苦研究的科学家。但是，“官本位”文化氛围严重破坏了优秀学者形成的环境。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住房、工资、科研经费等资源要么与行政级别挂钩，要么完全掌握在领导手中。教授不如处长，讲师不如科长已成为业内许多人士的共识。由于社会价值目标的易位，使得许多优秀的学者一旦“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委以重任，推上领导岗位。结果，他们被大量的会议、人事等事务缠身，而用于科学实验的时间大大减少。“学而优则仕”，使大量优秀学者的科研生涯提前结束。

此外，大学的官本位倾向也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学术垃圾。从国外的历史实践看，大学里宽松的科研环境、让思想自由奔驰的学术氛围是科研创新的源泉。在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大学的各级领导都把追求“政绩”以求升迁作为最终目标，当然他们也追求学术的进步和科技的创新。但只是把他们看作追求政绩的手段。由于目标的错位，各级官员都通过不断增加的数字来彰显政绩。

20世纪40年代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一代学术大师汤用彤先生曾说：“世界著名大学必须有特殊之精神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如果一所大学精神腐化，学术上无长处，则实失其存在之价值。”其实，大学是从事心智活动的场所，是学术的殿堂，科学民主的文化精神应是大学文化永恒的不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尽快采取措施让学本位尽快回归校园。毕竟，大学者，非有大“官”之谓也，而有大“学”、大“师”之谓也。（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