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改变。奥巴马把“Change”挂在嘴边，日剧“Change”让一些人着迷。世界正在改变，世界还需要改变。而正在变化的中国，也改变一些人对中国的看法。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货币、文化和孔子：中国的权力将覆盖全世界》，认为世界正在重建，但西方却迟迟没有认识到这个新的现实。一些人以为中国的崛起只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不会带来什么政治和文化影响，这个观点大错特错。以英美为例，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从来都预示它将发挥比原来大得多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中国也不例外。

而约翰·李在《福布斯》上的专栏文章，表达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文章中分析了中韩两种“东亚模式”，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性质、目的及国家角色使之与那些成功的东亚邻居有所区别。差异如此之大，令人怀疑中国是否能够品尝到日本、韩国所享受到的现代化成果。阿布罗茨·普瑞查德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文章《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有人都躲不开的事故》呼应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银行正转向失控。钱要么流入了上海股市这个赌场，要么用于维持破产营建商的性命。这无助于带动世界走出低迷。

扎卡里·卡拉贝尔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中国的独立幻想》，煞有介事地说，中国不断增强的独立精神令全球市场不安。许多有影响的中国人如今怀疑与美国拉近关系是否明智，所幸中国政府一心要维护稳定，并不赞成个别精英要摆脱美国经济实现独立的幻想。不过，这种幻想已经产生了现实后果。同一期周刊中，还有拉娜·福罗哈尔的专栏，说中国仍是落后的消费者社会，推动繁荣的消费者并非个人，真正的大买家是政府。

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戴维·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说，在这一天要思考美国的未来，就不能不思考中国。作者描述了在阿斯本理念节上的一些争论，说创造“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尼尔·弗格森是挑起争议的煽动分子，他认为中国如今正类似一战之前的威廉德国，一股成长中的好斗的民族主义势力，将撕破原先存在的商业关系和历史友谊。而《大西洋月刊》的法洛斯过去三年在中国生活，他赞同弗格森关于经济基本面的部分，但认为弗格森对中国心理状态的分析是空想的学院理论。

最新一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发表裴敏欣的文章《三思亚洲崛起》，主张别相信关于美国衰落和亚洲时代的曙光这类的夸张宣传，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国家要接管世界，即便有朝一日能做到这一点，至少还需要数十年。文章说，亚洲的崛起最多将带来多极世界而不是又一个单极世界，亚洲今天或许拥有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但在思想贡献方面，似乎没有扮演同样令人鼓舞的角色。亚洲人充满自信，但自信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亚洲的发展模式不是可以出口的产品。

似乎为了印证裴敏欣的观点，约翰·李在《印度斯坦时报》上的专栏和其发表在《福布斯》的文章一个腔调，建议印度别学中国发展模式。文章说，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表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印度总理辛格在2006年问道，孟买可以向上海学习什么。但现在，这样的问题应该就此打住，相反的是，北京该向新德里学习了。文章特别提到，农村的进步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进步的强大指示器，而这就是中国和印度不同的地方。尽管上海如今看上去很宏伟，但它闪亮的建筑建立在那些被迫存钱进国有银行的中国农民的背上。而印度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