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一些高级智库花重金研究中国课题，如研究中国“愤怒的青年”这一现象（《环球时报》5月7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表示理解中国的愤青行为，认为这一代中国青年是推动世界前进的正面力量，他们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将对中国未来产生开明的影响。

西方智库对中国“愤青”的积极评价虽有其局限，但这种多元视觉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一些研究机构一提起愤青一代，就想起80后、90后的逃避、啃老、盲目的“粉丝”行为，而忽略了一代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焦虑，以及对公共道德颓废的谴责和担忧？显然，“愤青”并不表明他们只是奶油小生式的“被溺爱的一代”，是贪图享受的“草莓一代”，是只会吃比萨、穿NIKE、看NBA的一代。

对中国愤青现象的缺乏关注和描述单一，不仅是舆论的偏执，也由于中国智库偏离真正的“中国问题”。在本土的青年研究里，我们往往愿意无病呻吟地去研究一些所谓小资现象，去研究一些莫名其妙的“代际”现象。有时陷入空洞的爱国主义说教，有时又陷入社会学的庸俗主义里，又甚至把愤青通过网络公开表达的观点，误认为一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网吧现象”。这些误读，至少说明国内的智库，还没能真正走进中国青年的心灵和生活。

实际上，“愤青”也是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它，鼓励更多愤青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去思考自己行为与国家行为的共鸣，同样是我们这个社会急需的。

在开放的语境下，我们的舆论和智库，更多的应该去研究“愤青”责任意识的培养和提升，研究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而不应把这个应尽义务拱手让给那些外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