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出席了一次中欧学者参加的讨论会，会上欧洲学者提出了颇为新颖的概念和观点，中国学者的回应却十分冷淡。会下私聊，我向自家人询问看法，得到的却是一脸轻蔑和不屑。其实，这些年来，我已经不止一次领教过类似的“中国式傲慢”。中国学者做客大洋彼岸，本来应是虚心、平等的学术探讨，却变成了中国学者 “自说自话”，大有把国际学术会议变成国内学术会议的架势。接待方无奈地慨叹他们都是“官方学者”。

不论出于何种理由，此种傲慢总是“似曾相识”。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然而正处盛世的大清王朝，无人料到，此事其实是几十年后中国文化要遇到一个更强文化的巨大挑战，进而产生严重危机的先声和预兆，反而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是远在天边的英国与其他藩属一样，因仰慕中华文明、诚乞教化而远涉重洋来为大清皇帝纳贡祝寿。对于英国的通商要求，乾隆皇帝傲慢地予以拒绝，自称天朝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更无需外国置办物件。此后，天朝无所不有、不贵奇巧式的傲慢又持续了数十年，即便追求富国强兵，也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把一个繁荣富强的世界强国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如果说昔日“中国式傲慢”的背后是天朝上国心态，今日中国学者“故态复萌”的背后就是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的国势渐强。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中国已经极大地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了和发达国家交流和对话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加本来无可厚非。但这种自信不宜过分膨胀为“中国式傲慢”。实际上，哪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前车可鉴，此种傲慢也万万要不得，更何况我们现在还远没有达到可以睥睨一切的时候。在这方面，只需简单了解一下现在的中国还有多少“骆驼祥子”，多少家庭还在“四世同堂”就足够了。

在学术领域，中国学者的傲慢更是值得怀疑。中国人的创造发明成果为何那么少？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知识贡献实在贫乏得令人汗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中国的治学传统多少有复古和崇拜祖宗倾向。对于一些新概念、新观点，中国学者历来鲁钝，加之一些“不可说”、“说不得”的顾忌，中国学者对于“求新”“求变”失去敏锐已经日甚一日。时至今日，中国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改善创新环境方面仍存在相当差距，我们实在是缺少重温“中国式傲慢”的本钱。

退一万步，重拾自信的中国学者如若自己不肯创新，却对别人的新提法、新概念和新观点大加挞伐的做法亦属不该，倒是如何摆脱“前现代”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羁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试想，如果我们不首先尊重别人的创新成果，又如何能期望自己的创新成果受到他国学者的重视呢？又如何能够在国内营造尊重创新的环境和氛围？追根究底，在一个本来就缺乏创新宽容度的社会中，“中国式傲慢”的回归是非常要命的。

最后，中国学者自觉地站在政府一边没什么不妥，也是应该的。问题是这种自觉是否有必要无所不在，以至于不能与国外学者进行心平气和的学术探讨？其实，我觉得中国学者现在最需要做的还是把自家学问搞到位，而不必急于发挥所谓什么外交作用。笔者渴望出现的局面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观点层出不穷，到那个时候，我们还用担心中国的软实力吗？（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