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1957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祖籍河南省巩县（现巩义市）。1984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先后任马列研究所当代研究室副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职。现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系主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一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

　　记　者：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王逸舟：30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历史性转型与发展进程，中国的对外关系领域也出现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外交和国际战略及相关研究领域发生了持续而重大的转型。这种转型体现在十个方面：

　　第一，从与邻国和周边地区的关系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依据“以邻为伴、以邻为善”及“周边为首要”等思想的指导，中国对邻国及周边地区的态度和做法，由过去那种政治意识形态标准高于一切、敌友关系泾渭分明的形式与做法，逐步转变为努力同所有邻国建立友善与合作关系、妥善处理各种棘手难题的新形态和新实践。

　　第二，从与非洲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看，中国的对非政策及对整个第三世界的方针，从原先那种只看重民族独立和解放理念、单纯注重政治和外交上的相互支持、经贸关系方面很少根据市场原则和互利标准行事的形态，逐渐变为既讲政治又讲经济，既尽力保持原有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又根据“平等务实、共同发展”的原则稳健推进的形态。

　　第三，从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角度看，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但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重大国家利益和原则问题上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始终承诺了不扛旗、不对抗、相互沟通与协作、和平合作发展的理念，改变了原先那种对国际形势偏“左”的、充满焦虑和对抗性的看法，敞开了与当代国际体系全方位交往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形象由“造反派”转变成国际社会的“参与建设者”和“负责任大国”。

　　第四，从中国与多边组织和机制的关系看，中国从过去那种不熟悉甚至轻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组织和机制的立场，逐步转变为看重、善用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从过去那种更多是旁观的立场到现在这种愿意承担各种责任与义务；从很少提出倡议到更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第五，从对外援助这样一个特殊侧面看，在保持对外援助宗旨的前提下，中国大大扩展了国际援助的广度和深度，改造和完善了外援的机制、方式方法和管理模式，实现了弱化传统意识形态、拓宽外援相关领域、强调双方互利共赢的转变。

　　第六，从国防现代化及其观念看，在物质层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一支封闭的、技术装备落后的、数量规模型的军队，朝着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方向、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军队方向转型；在观念层面，中国军人对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目标与外交工作中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保障，军队使命具备了复合型、兼顾性和符合时代要求的特征。

　　第七，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中国的决策部门和学界以及公众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一种不断上升的强烈兴趣，其密切关注程度不仅超出改革开放之前的任何时期，也超出了很多国家对类似问题的关注。非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的迅速上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这个大国经济重心的无所不在，说明了能源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等各种经济安全与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强烈利害关系，从而也令今天的中国与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凋零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

　　第八，从地方的国际化进程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推进，中国各地方单位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加深。各省市自治区及更下层的单位有了越来越多的对外经济交往的权限。这对中国整体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角色发挥了或现实或潜在的影响。

　　第九，从经济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植根过程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边缘位置逐渐向中心区域靠拢；从一个体制外角色变成体制内的重要角色；从不懂得经济全球化为何物甚至排斥之，转变为公认的经济全球化受惠者之一。

　　第十，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轨迹看，改革开放所倡导的思想解放精神，使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成长进步，从空白地上出发，大步向前并由没有理论的阶段进入了真正的理论学习借鉴阶段，为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和国际观的更大拓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实现了一场静悄悄的外交革命：从国际范围看，它把中国从30年前一种边缘的、反抗的形象，变成了趋于中央位置的、具备建设性与合作能力的负责任大国；从中国国内视角观察，中国外交由原先那种富有神秘色彩、主要是“高政治”和“大战略”的内容，转向民生为重、发展优先、更加透明的过程。这一转型的实现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没有出现外交关系的剧烈变动和周边环境的紧张不安，更没有强制平民百姓适合这种转变，没有影响国内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中国特色的外交转型，适应了中国内政朝着和平建设时期的过渡，适应了世界走向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大趋势。

　　记　者：能否进一步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目标？

　　王逸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存在相辅相成的三大基本目标：一是全力保障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尤其是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民生活的改善，即发展目标；二是在复杂的周边环境下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即安全和主权目标；三是为世界繁荣与稳定承担量力而行的国际责任，即责任目标。这些年来，中国外交始终围绕着这三大目标展开服务和保障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发展目标自不必说。就安全目标来说，中国与所有周边国家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建立起形式多样、互惠互利的睦邻关系。最近的这十多年，中国与邻国的关系经历了建国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期。就责任目标来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中国更加乐意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国际成员意识得到明显增强。1990年以来，中国已参加17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维和军事人员8095人次。2000年以来，中国向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893人次。如果观察中国在其他领域开展的国际合作，如国际金融合作、国际商务合作与国际能源合作，情况会更加明显。近些年的中国对外政策实践中，与“和谐世界”理念相关的一系列新方针新提法，通过和平合作、共同发展、文明对话等内容，增强了中国人和中国外交的国际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意识。

　　根据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认识到，新时期我们在国际上的经济行为，应该有更多的共赢成分，应当建立更好的公共外交，应当提供更广泛的公共产品。

　　三大目标复合体的长期存在，既是中国外交思想的特色，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难点。三大目标从长远来看是相互促进的，但在具体工作中往往是相互制约的。三大目标的平衡点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很多难处。过去我们发展目标占主导地位，主要是要解决温饱，所以其他目标隐而不显，如在安全主权方面我们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国际责任问题则没有提上日程。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的实力和地位提升了，人家觉得你是个大国了，对你的担心增加了，对你的期望值也提高了，所以主权纠纷增多，承担国际责任的压力增大。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发展目标独大的做法就表现出它的不足，需要做出改变，处理好三大目标的动态平衡，更多地考虑主权问题，在国际事务中更积极地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总体来看，聚焦三大目标，中国外交的得远多于失。

　　记　者：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受到的误解甚至敌视也开始增多，这种误解和敌视是如何产生的？中国外交应如何化解这种误解和敌视，在国际上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改善自身形象？

　　王逸舟：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迄今为止，中国力量、中国声音和中国影响的主要来源，是迅速壮大的经济，尤其是其庞大的规模，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民众强烈的消费欲望，是尚未成熟但极具潜力的市场，以及这一切在全球经济中形成的“四两拨千斤”的特殊角色。这是观察全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分析中国对外关系各个方面巨大变化的前提。它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是力量，也是弱点。它给中国带来的绝不止是机遇，同时还有未曾预期的各种压力与挑战。国外给中国施加压力的各派势力出于一个共同的动机：担心中国强大会给既有的国际安排和价值规范带来冲击；他们希望或者迫使中国按照他们的愿望与规则做出调整。在他们眼里，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象征，全球化带来的所有问题往往被他们一股脑地加在中国人头上。

　　化解外部压力、改善国际形象，有两个基本思路，第一个是外部的，第二个是内部的。对外部，我们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在国际上让人真正觉得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包括给非洲更多的援助、提供更多的维和部队、在国际协议中有更多的承诺等。比如在京都议定书谈判、新一轮WTO谈判中，中国可根据情况适当增加承诺，这会让人觉得中国负责任，对国际社会有承诺、有兴趣、有帮助，从而减少中国威胁论。但是第二个方面我认为同样重要，就是内部的努力，要“强身健体”、自我改革。如果仅仅是在国际事务中间做一些化解努力，做一些说服宣传，而内部没有任何调整，那是不行的。一定要外部和内部的努力同步，甚至内部的努力还要走在前面。比如说国际上说中国是环境污染的祸首、全球变暖的一个根源，那除了在国际上做工作，去承担一些义务以外，更重要的是内部自身要真正地、切切实实地去做一些减少污染和能耗的事情，如改进产品结构、增加科技含量等。而且要推行一些政策，使那些造成污染的、屡教不改的企业受到惩罚，这属于自身体制问题。只有当通过改革使自身体制得以完善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外部威胁。也就是说，消除敌视、增强自己话语权、改善形象的根本之道是不断推进改革，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和内部体制。我一直强调，中国地位的提升，主要不在于我们的外部努力，主要在于我们自身。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强调、特别看重改革开放30年的功劳的原因。正是改革开放把我们的实力大大提升了，才导致我们外部形象的改变。过去如此，未来更是如此。只有改变自身，才能影响世界。你自己改变得越好，你对外部世界的影响越大。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答案。不能像极端民族主义那样，好像一切都是外部的罪过，要消除外部的威胁论的话就把对方的喉咙给勒住，或者仅仅靠一些博弈办法，那不是根本之道。没有反观自身的态度和认真纠错的勇气，外交上追求的反霸目标与改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任务是不可能成功的，也起不到一个全球性大国应有的作用。

        记　者：与外部对中国存在的敌视相联系，人们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也趋于悲观，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

　　王逸舟：看待国际形势到底严峻不严峻，关键要看你的自信心怎么样。如果你自己对自己的发展没有信心，对自己的实力壮大没信心，你就会觉得外部环境很冷峻。如果很有自信，就不会这样。大国的灭亡，大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内部，来自内部存在的痼疾。对中国而言，我觉得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关键是我们自己内部不能出问题。中国要有这么一个视角。总体上我认为，当今国际形势虽然复杂多变，但仍然没有改变当年邓小平指出的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多数国家仍然把发展国计民生放在首位，经济和科技的全球化仍在迅猛发展，大国之间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很小，地区冲突和麻烦基本上是局部性的。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迅速崛起的大国而言，前景应当是比较乐观的。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和各方面事业，中国不仅能够提升自己，也可以对世界向好的方向前进有所帮助。

　　记　者：您刚才说到对本国实力的认识问题，那么我们应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崛起”声浪下中国真实的实力和国际地位？

　　王逸舟：30年来，中国毫无疑问成了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一个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只要坚持过去30年的崛起方式，还会崛起，还会强大。但我们必须正视我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的差距。中国过去30年取得的成就值得自豪，但不是产生虚骄之气和狂妄自大的理由。中国离现代文明的精致生活水准还相差很远，中国的内部体制还有许多需要改造的地方，中国人总体上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兴趣、视野和战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与中国的幅员、人口和文明史并不完全相称。所谓的崛起、中国的力量、中国目前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仅仅就总体态势和发展前景而言的，是相对于过去积贫积弱的局面而言的，对此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估计。

　　在学习中提高外交水平

　　记　者：近年来，有人批评中国外交缺乏规划，您对此怎么看？

　　王逸舟：摸着石头过河的外交策略，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许多人看来，国外看来，这正是中国外交的优点，它使得我们当下的步伐走得比较稳。但缺点就是未来的图景不明确。自己人不明确，外国人更担心。前面讲过，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目标需求非常简单，就是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其他可以暂且不计，起码争议不大，所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基本可行。而现在面临的局面更加复杂，发展需求虽仍是外交工作保障的主要内容，却受到其他需求日益增多的挑战，外交服务的目标趋于多元、变量逐渐增多，今天和未来更多要趟过的是深不可测的水域，需要有更多的前瞻和规划。

　　记　者：有人认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第三世界战略、不结盟战略都已过时，中国的外交战略需要做大的调整，您怎么看？

　　王逸舟：这些战略我认为都没有过时，比如，在中国“树未大先招风”的情形下，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一个低调的、不扛旗、不树敌的策略非常有必要，而且要长期坚持，它与认真研究新情况、保持前瞻性是不矛盾的；现在比较少用“第三世界”的提法，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中国在经贸、政治和外交上的可靠朋友和伙伴，离开它们，中国的壮大会“缺了条腿”；中国虽然承诺不结盟，但是不妨碍大国战略对话，不妨碍我们建立起上海合作组织、主持六方会谈、参加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机制等，这种区域性的合作方式，跟军事同盟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中国自身国情的改变，上述战略也需要调整，要充实，要改革，但是改革调整的办法不是激进的否定。比如，坚持低调和不对抗的国际姿态的同时，中国需要加强对一些有重大国际影响的领域或问题的研究及倡议，如在气候变化领域、核不扩散领域和贸易谈判领域，适时适当提出我们的建议。对发展中国家也要区分情况，有针对性地或帮助或联手或批评，尤其是对麻烦丛生的一些国家，我们可以有新的建设性介入的方针。另外，要一方面坚持不结盟，不搞冷战式集团对抗，另一方面研究区域一体化过程的机遇与挑战，如东亚安全共同体倡议、中亚安全合作战略以及贸易谈判过程的利益集团策略等，为中国的发展寻求更大的机会。这些都要求有新的思考，有必要的调整，有某些体制机制上的改革。总体上看，保持一个均衡的、不极端的立场是需要的。

　　记　者：能否概括一下30年来中国外交的主要经验？

　　王逸舟：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带来效果显著、富有特色的国内进步，也造就外交领域许多独到做法和理念，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尽管还不完备，但这些宝贵的创造及其启示值得珍惜。比如，我们的外交建立起相辅相成的三大保障目标（保障中国自身发展、捍卫主权和安全、承担国际责任），建立了低调温和、不搞对抗的外交姿态与风格，并且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国际改造观。同时，可以看到中国的层次多样、优势互补的复合外交形态，把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周边地区和国际多边机制的不同外交渠道结合推进、相互补充。另外，根据党和国家的建设“和谐社会”方针，外交部门也有自己的“和谐世界”理念与具体倡议，有自己的“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要求及做法。

　　记　者：面对各种复杂的矛盾和挑战，中国外交还需在哪些方面加以改进？

　　王逸舟：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要学会面对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国外交今天和未来必须面对的，不止是政府部门和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有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有非常复杂多样的所谓“新社会运动”和质疑政府的思潮。我们不能仅仅用传统的议题和习惯的做法应对这些发生在国际关系中的“非传统的”社会抗议现象。中国外交未来的一项急迫任务，是充分认知国际范围内非政府组织崛起的必然性，学会和善于应对它们。

　　2.要更多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除开经济利害关系和战略考虑之外，我们确实在国际事务中缺乏高度的参与热情。虽然上述现象是自然和正当的，任何国家都会把外交资源和对外战略精力主要用于保障本国的利益，而全力保证本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最重要的外交使命，但中国还是必须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做出改变。随着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中国的命运越来越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状态不可分离。中国人如果想要自己生活得更美好，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朝同一个方向发展。为此，必须做出符合全球1/5人口分量的贡献，哪怕这一贡献暂时还有限、增加贡献的过程比较缓慢、投入的领域不得不分出次序和轻重缓急。

　　3.提高对美外交的水平。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外交任务，也是最复杂的一个外交学习。总体上来说，中国政府的对美外交方针是正确和有效的，过去几十年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对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复杂灵活的外交体系，中国的外交体制相对单纯和单薄，给人的感觉是缺乏“以复杂对复杂”的手段，需要不断借鉴、改进、提升。美国既是中国外交博弈的主要对手之一，也是我们外交学习的主要对象之一。

　　4.处理好现有外交资源的有限性与层出不穷的涉外安全需求之间的矛盾。外交部门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也是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是处理大量新出现的、目前仍在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涉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问题。适应了渐进式社会成长的中国外交体制，陡然面对一个在很短时间内冒出的巨大挑战，准备不周和应接不暇是可以理解的。需要做、也能够做到的，是通过某些制度创新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尽量降低此类事态的危害性，增强中国人抗拒风险的能力。最重要的，莫过于让出国的中国公民具备进退有度的风险意识、充分的事先考察或投资准备、良好的维权意识和守法态度。

　　5.努力提高中国外交的公信力。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理念的新背景下，外交的秘密决断和神秘色彩会逐渐减少，而公开的、程序化的、民主科学的成分将越来越多，因此，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更多地赢得公信力，理所当然成为新阶段中国外交转型的中心任务之一。要使外交政策得到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需要有更科学、持久的外交学习与制度创新，需要更广泛、通畅的上传下达渠道和协作机制，也需要有了解、争取更大公信力的统筹思路。这种事情说清楚不容易，做起来就更难。在我看来，它是中国外交获得质的提升的事半功倍之举。无论如何，中国外交的伟大转型是成功的和史无前例的，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