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同古典学派加上货币学派理论综合论证的通胀形成机理和过程分析，认同他们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供应与通胀形成关系的分析和判断，只要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对经济所处的均衡状态有相对准确的判断，货币政策完全可以收放自如，在不同阶段采取目标清晰的针对性很强的不同政策，该保增长时保增长，该防通胀时防通胀，应该不会有两难的困扰。

有观点认为，稳定经济增长需要继续宽松货币，但是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对通胀预期形成更大的压力，引起货币政策可能面对两难的局面的担心。

笔者认为，如果认同古典学派加上货币学派理论综合论证的通胀形成机理和过程分析，认同他们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货币供应与通胀形成关系的分析和判断，只要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对经济所处的均衡状态有相对准确的判断，货币政策完全可以收放自如，在不同阶段采取目标清晰的针对性很强的不同政策，该保增长时保增长，该防通胀时防通胀，应该不会有两难的困扰。

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复苏阶段，经济不会很快稳定在均衡水平，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不会带来通胀压力，所以有必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稳定的过程中，紧缩的货币政策必定不是正确取向。以实体经济需要为目标，把握货币投放流向，货币政策更灵活的动态微调是较为合适的思路。

货币供应增长需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匹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所调动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会最大化拉动经济政策的综合效应。在稳定经济增长态势的过程中，价格水平会相应由负变正逐渐上升，但是以满足经济运行正常需求为目标的货币供应的增长，不会推动通胀形势恶化。

如果在这期间输入型价格比如国际石油、粮食和其他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只要上涨程度在中国可承受的价格范围之内，我们仍可按照既定价格调整机制操作，坚持价格机制改革的进程。就像近期发改委关于油价调整的决定。如果输入型价格推动国内价格水平上涨逼近可承受水平，可启动价格管制机制，控制价格水平恶化。

到了第二阶段，当经济连续三、四个季度保持8%至9%的稳定增长以后，就业形势改善，国际经济形势也逐渐稳定，货币政策就该逐渐回归正常状态。货币供应增长应保持在超过经济增长加通胀水平几个百分点的水平之上。比如，GDP增长9% CPI增长3%=11%，M2增长16%到17%。

在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段，货币政策可按照动态微调的思路，随经济形势的动态变化而更灵活应变。坚持货币政策渐进调整的原则，避免受“拐点”论和“突变”论的误导，引导各方对货币政策基本原则的正确理解和预期，以达到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

笔者以为，在货币政策讨论时，还需要明确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区别货币供应和银行信贷合理的增长。7月3000多亿银行新增贷款，仍然是增长，而且是同比高增长。只是相对前期的增长规模有所减少，但这不是货币紧缩。清晰界定这两个概念，有利于逐渐淡化和消除由于对货币发行与通胀形成关系的误解而产生的对通胀担心和对货币政策转向的猜测。

其次，坚持适度宽松，防止过度宽松。当前货币供应增长大大超过经济正常运行中的货币需求增长，在企业利润仍然负增长的情况下，信贷非常可能转身再变存款。这表明上半年可能提供了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需要的“多余”的货币供应。这些多余货币可能推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带来银行的系统风险。解决这个问题，不需要紧缩货币政策，只需要在下半年甚至明年，货币政策真正“有保有压”。一方面，规范银行信贷，堵住银行资金和信贷流入资产市场的一些政策漏洞；另一方面，保证继续宽松的信贷和资金大部分进入实体经济。这样既控制了风险，也保证了货币政策在“促民生，保增长，调结构”新的既定方向上的“宽松”。需要流动性的地方足够宽松，不应该流向的地方严格把关，推动银行信贷和货币供应增长趋于更合理的水平。

第三，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应该有一定的通胀承受能力。欧盟把2％的通胀作为紧缩货币政策启动的指标，因为欧盟经济增长率大体一直在1%左右。“两会”报告提出把通胀控制在4％之内, 实际上是政府认为中国经济承受通胀的能力是在年均增长4％左右。笔者认为，只要收入水平与经济增长同步，在中国8％、9％的经济增长水平下，通胀的承受力应该超过4％，而现阶段通胀可承受能力可达6％左右。所以，就算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稳定，价格水平变负为正，也不意味着通胀恶化。

第四，为了防止通胀恶化，在经济增长稳定以后，不要刻意推动超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高增长。刻意推动超过均衡水平的增长，就会导致过度投资，在短期内推动经济过热增长，进而恶化通胀形势。所以，在经济稳定增长以后，货币政策一定要适时动态微调，而这确实需要货币决策当局的大智慧。

第五，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时，要强力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转变货币政策。否则，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不同步，特别是美国政策的滞后，会加大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利差，这非常可能带来国际投机性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左晓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