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变化及发展
改革开放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央政府。相当一段时期,整个社会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是一个社会化的大工场,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占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主张限制甚至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做好计划经济工作。
改革开放至今,经济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目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这就使得经济学不仅要为中央政府服务,也要为区域经济、企业发展服务。在当代,经济学服务的目的是促进区域、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更需要“临床”经济学,需要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迁
新中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主要是证明向公有制过渡的必然性和正确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主要阐述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学术层面则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价值理论,如何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等。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主要研究中国改革、经济体制的演进、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对外开放和宏观调控以及资本市场等。在此时期,经济学的划时代贡献就是证明和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此,中国经济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发展。伴随着对体制变革和体制选择的研究,在微观层面,经济学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企业股份制改造、对民营企业发展、对所有企业的良性运行和品牌建设也做出了深入研究。在当前,经济学更是全力以赴地研究如何应对危机、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经济的科学发展。
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武器的演变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曾经深刻地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然而,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学,特别是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学更多的不是对实际经济现象的归纳和抽象,而是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既定结论出发,从公有制必然优越和人们必然大公无私,以及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等这些天然假设出发的演绎和推理。这种研究方式的关键是前提正确。如果前提有问题,推论的过程再正确,结论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从科学哲学的层面讲,演绎式的研究很难有大的创新,从实际出发的归纳,或归纳和演绎的结合才可能有创新和发展。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更多是从实际出发,是规范和实证的结合、归纳和演绎的结合、历史和现实的结合,既有理论的归纳,也更重视操作层面的研究。
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演变同时伴随着经济学武器的演变。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学武器都是泊来品。这是因为现代经济学是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是对市场的各种关系和市场健康运行规律的理论抽象,因而最先是发端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和马克思不约而同地研究了英国最初的商品经济。但由于立场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没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基础是产生不了现代经济学的。
新中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学武器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以其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那时经济体制设计是以马克思经济学得出的结论为蓝本的,不仅是计划经济,而且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社会财富,文教、卫生、服务等部门不过是对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严格由此出发,没有GNP、GDP这样的概念。古典经济学以外的西方经济学被称为庸俗经济学。大学的经济学教学中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进行课程设计,少有西方经济学的地位。即使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观点,也只是为了用马克思的经济学加以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学面临的任务的变迁,经济学所使用的武器也在相应地变化。首先,马克思经济学依然在发挥着指导性作用,但研究的问题发生了变化,更着重于现实问题,着重于挖掘其中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性规律,并提出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其次,原苏联、东欧经济学也曾经被借鉴,特别是在讨论分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看待和认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问题时。原苏联、东欧经济学是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设想,具有过渡性。随着原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苏联东欧经济学成为短暂的学术过渡。最后,西方经济学大量被用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其原因,一是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反映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基本范畴和统计指标已与世界接轨,例如GNP、GDP等。三是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越来越面对着共同的问题。四是我们正在进行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我们研究人类行为与经济制度的对应关系,有利于研究经济改革。
经济学的研究氛围与经济学的教学
改革开放前,包括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前,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制约和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的限制,经济学研究氛围并不宽松。即使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更多时候也不是认为理论有问题而是认为实践有问题。对这种差异的解释是教条主义的,是从本本出发的。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提出“利润”概念,提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已经是那个时代的进步了,根本谈不上对体制本身的怀疑和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随着解放思想的推进,以及研究对象本身的变化和丰富多彩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学研究氛围空前活跃。中国经济学家有了对问题的争论,有了不同观点的碰撞,有了流派。经济学研究队伍也开始分化,有了服务于不同对象的群体。宽松的研究氛围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民营经济的发展等的深入研究。
经济学研究的氛围也反映在经济学教学上。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的教学比较单一,教材也不丰富,缺少竞争。现在,经济学教学越来越与国际接轨,而且不同的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具有不同风格,有了不同风格之间的竞争。
60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经济学60年的发展启示颇丰:
——实践永远是经济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最早的古典经济学所以发生于英国,是因为英国商品经济发达。后来的美国学者所以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因为时代特点使然。今天,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给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中国经济学有了作出杰出贡献的经济生活的基础,需要的是深入实践,忠于实践,忠于科学的理论概括。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学有可能的原创性贡献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经济学武器研究中国经济现实,并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说明和理论前瞻。
——经济学家应当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应是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促进最佳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经济本身的科学发展。经济学家为之努力的应当是对经济问题某一领域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说明,提出相应的学术观点、操作举措。这也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社会对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当代中国的自主创新和经济发展必须构建有利于创新的研究系统,必须能够把真正有研究能力的人吸引到研究队伍中来,而不是对“仕”趋之若鹜。据观察,研究成果的优秀与否并不在于有没有钱,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进行的。
——大力提高智库的研究水平。智库研究是经济学的应用性研究在当代的体现。智库研究要求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前瞻性、预见性,措施必须有针对性。智库像医生一样,要对自己的“处方”负责任。中国的智库研究存在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存在一定的功能错位,使得智库的研究缺少前瞻性。又如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研究,许多是从现象到现象。这些都是值得关注并加以校正的。
——经济学家应当加强学习。经济学家的学习,首先是用先进的经济学武器装备自己。在借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时应弄清适应条件,避免新的教条。在中国经济学家感兴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存在着诸多误解,如简单发挥传统比较优势以致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问题;以为二元经济理论就是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以致简单的城市化并影响了农业发展的问题等。其次,应当学习我国的历史、文化,了解中国经济的“路径依赖”,经济学不是一把放之四海都能用的“螺丝刀”,它是一个开放系统,是在借鉴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
——解放思想,造就人才,创造宽松的研究氛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认识的事物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对未知世界不断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越善于超越自我,就越会走在时代的前列。作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尤其需要解放思想。经济学研究需要时代英雄,应当不拘一格降人才。科学的评价标准和人才流动机制是经济学研究人才脱颖而出的有效机制。经济学研究涉及各种观点。有了各种观点的碰撞才可能科学,才可能发展,政府在决策时才有可供选择的比较。故此,宽松而活跃的研究氛围始终是经济学发展的良田沃土。
60年的中国经济学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依然任重道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例如经济、社会如何科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理论体系如何深化,如何建立以消费拉动的、内在的、良性运行的发展机制,如何加强经济形势的预期与科学有序的宏观调控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如何建立自主创新机制、提升产业结构,如何使区域平衡发展、使社会财富分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等等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60年丰富经历的中国经济学未来一定会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