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中，发挥着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面对金融危机，中美两国需要充分发挥大智慧，在共同调整贸易失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等方面，为全球经济尽快恢复作出贡献。
中美应共同调整贸易失衡
从经济结构来看，中美两方面都存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结构的不平衡。中国持续贸易顺差与中国国内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有关；而美国持续逆差，则与美国的储蓄率太低、消费率太高等问题有关。中国政府将4万亿元人民币投向基础设施等领域，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中国将不再依赖拮据的美国消费者，从而将有助于平衡全球经济的增长。中国是个大陆型的国家，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物质资源，而且拥有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应该只依靠出口，而应该以能够增加中国经济稳定的内部需求为主，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前后，美国方面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两国间贸易摩擦和缓解经济关系紧张的状况。但现实情况是，即使实现了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消除中美两国间紧张的局面，美国方面一味地敦促人民币升值并非是最好的做法。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人民币马上实现25％的升值，而亚洲其他货币汇率不变，美国虽然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但会增加从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的进口，导致即使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会下降，但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状况却不会发生改变。除非所有亚洲国家的货币全面升值，否则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够改善美国的就业，也不能减少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逆差更多的是来自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单纯地把它看成是汇率造成的。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是靠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就能解决，也不是只靠使用汇率调整这一种工具就能解决，它需要很多国家共同采取行动，而且需要采取多种工具。因此，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中美两国应该怎样共同行动，而不是单个国家怎样行动。
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起到一个很好的唤醒作用，让人更清醒地意识到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紧迫性。在现代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衡量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例如，在美国经济制度比较好的时候，其金融市场就发展得好，而美国真正最有竞争力的就是金融市场。现实的情况是全球资本出口60%都进入美国，全球都认为美国占尽了许多国家的便宜，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的金融市场有着强大的优势。所以，如果中国想改变谈判地位的话，就一定要发展金融市场。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金融市场基本上主宰了一切经济活动。
众所周知，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今美国的金融危机，更让人们感觉到现代金融模式的可怕和“伤心”。但现实问题是，金融市场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美国金融危机虽然是由次贷引发的，但实际是由美国金融秩序混乱、发展失衡、监管缺位造成的。因此，最重要的是风险过后怎样规避和监管风险。本次金融危机也将带给中国新的发展机遇，它将导致世界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必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中美两国银行业的优势和合作的可能性，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例如，中国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是否可以考虑参股美国的银行，成为其大股东之一。这样的股权结构对中美双方都有利，中国银行的优势是资金雄厚，且不会面临破产问题，其国家背景能保证长期战略的实施；中国银行的问题是自身机制及国际化团队还不成熟，对国际市场及机构的运作不熟悉。而美国银行业的问题则是不得不考虑短期资金及市场压力，但优势是具有好的机制及团队。两者结合，刚好互补，但需要磨合期，美国金融业调整将需要3—5年时间，而中国的金融业在今后3—5年将有机会大发展。
现在美国的问题是长期利率将不得不上升，从而使美国的整体财富缩水，而中国的挑战是如何不重蹈日本及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低利率的目的是为了在短期处理金融危机，但往往不能自拔。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后，必然检讨低利率政策，重振美元及美国金融机构。美国目前发生的正是洗牌及调整过程，中国的银行收购价格应考虑将来利率上升之后美国的银行股价下跌的幅度。比如可以考虑定一个尽可能低的价格，但承诺即使将来市价大幅上升，中国的银行也不会出售股份获取短期资本增值，即中国的银行将作为美国银行的长期战略投资者，而不是以短期账面盈利为目的。低收购价将有利于在中国高层及社会得到支持，也是降低收购风险的关键。
要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解决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生活在“工业化经济体制”和所谓的“民主”政治体制统治之下。这两种制度，一种是经济制度，一种是政治制度，在西方世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时过境迁，西方的体制出现了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分析的是问题的根源。以美国为首的金融体系导致了全球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究其原因绝非“缺乏自律”、“盲目追求利润”和“缺乏监管”等因素那么简单，当前美国金融危机表面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实质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也是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这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伤害了美国，危及其国家的未来，危及其后代的发展，而且使那些试图实现美国梦的人变得更加艰难。美国经济学家嘉德·伯恩斯坦认为，以人为本和保证每个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而在已经过去的岁月里，美国有害的价值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充满极度个人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它的核心不是通过政府来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是仅仅通过市场。金融危机的现实可以证明，社会经济体不论是“计划中的市场”还是“市场中有计划”，正确的价值取向才是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核心和关键。
世界经济百年起伏动荡的历史表明，让所有国民获益是实现有效扩大需求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对于美国来说，所谓有效扩大内需，就是让钱尽可能少地流入存钱的高收入群体腰包，尽可能多地流入需要花钱的低收入群体手里，以解决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决策者在效率和公平的双重原则下，精心设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所谓扩大内需，就是让资金尽可能多地投入到不重复的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快地促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让更多的国民从国家经济发展中受益，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决策者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调整下，遵循市场原则、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制定出更有效的社会运行体制；要进一步观察各经济体的振兴经济方案，在全球的供求关系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实行“自救”，并用大智慧开展经济合作。（作者：刘卫平，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