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思潮。了解和研究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制定对外战略、政策。

一、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2009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稿，共十余万字，就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未来资本主义的修正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第一，金融危机是否预示经济自由化终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两人联合撰写的《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主义》一文坚持认为，“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但文章流露出对资本主义前途的担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印度人）则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没有认为纯市场机制可以独立实现出色的运作”。他认为，只有多种体制发展经济才能促进社会公平，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市场失败是必然的。

第二，资本主义模式之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争。以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欧盟国家批判美国式的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在2009年2月达沃斯经济论坛会议上，他们宣扬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如今，虽然仍有一部分美国和英国学者和政治家在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但他们已不是当前这股思潮的主流。二是欧美模式与亚洲模式之争。亚洲资本主义模式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亚洲的历史和文化是当地人重视社会稳定、强调政府监管并懂得未雨绸缪。他说：“这场经济危机恰恰论证了亚洲资本主义的可行性”，这场风暴过后，“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混合模式的亚洲资本主义，而不是西方模式”。此前，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拉尔夫·阿特金斯的一篇文章，作者虽然认为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某些做法“值得肯定”，但存在很多缺陷，因此他的结论是，从长远看，不管西方资本主义现在看起来多么不可靠，世界资本主义极可能朝着与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相反的方向发展。马凯硕的文章很可能是为回答阿特金斯的观点而撰写的。

第三，未来资本主义是怎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很热烈，《金融时报》的系列文章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纵览各方观点，基本上有三点共识：（1）当前这场危机虽然使资本主义体系受到破坏，但该体系不会消失，然而必须改革，甚至将来可能会改变它存在的形式。（2）必须加强对经济运营尤其是金融体制的监管。（3）必须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分子提出了创立“新资本主义”的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辩论

如今这场金融危机再次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种经济学思想之间的辩论。辩论集中体现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克鲁格曼之间的辩论。前者是新自由主义的先锋，后者是凯恩斯主义的维护者。克鲁格曼1999年发表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因凯恩斯主义不能应对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问题而崛起，对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当年新自由主义兴起时，认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本身是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破坏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有趣的是，作为凯恩斯主义捍卫者的克鲁格曼说，如今这场金融危机，就是盲目相信市场，富人的贪婪失去约束，从而进行无约束的“金融创新”引起的。目前主流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

三、对全球化的反思

以往15年，西方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家们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上总是兴高采烈地大谈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但是，2009年2月的达沃斯经济论坛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情景，弥漫着一股对全球化恐惧和愤怒的气氛和“去全球化”的现象，也激起了关于全球化的新一轮辩论。但它不同于前几年出现的那股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组织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者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左翼政党与非政府组织。而这次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主要是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智库中进行，集中在对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反思。

这次辩论的核心是如何评估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是否已经终结。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一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时髦起来，当时在国际上出现的一股思潮是全球化标志着“历史的终结”（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言）和贫困的结束，认为从此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但是，今天人们却见证了另外一种终结，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全球化理论的终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使自然资源、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和利用更加合理，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消除或减少这种不合理、不平衡的状况，而不是否定全球化本身。

但在辩论中取得了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在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下，全球化的进程趋缓，主要表现在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有一批跨国公司回迁或收缩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二是必须改革现行的全球化游戏规则，消除不公正和不平衡。

四、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动摇

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渐渐崛起，亚洲成为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就开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潮开始动摇和消退。去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把这个变化称作“太平洋世纪”的到来。

较早提出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2004年11月，他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崛起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实际上这标志着世界事务的中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的转移。”2007年7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没有西方的世界》的文章，认为这个世界依靠发展中国家内部相互关系的迅速加深，将不受西方控制自主发展，形成一个平行的新国际体系，绕过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2008年6月，北约前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题为《如何在一个西方国家失去控制的世界生存》一文中说：“200年来，我们将首次进入一个不是完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

如今这股思潮不仅出现于思想界和学术界，而且已开始影响到某些欧美国家的决策。2007年10月德国执政党团出台的新亚洲战略文件说：尽管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一体化是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两根传统支柱，但是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磁场将持久地从欧美地区转移到亚洲和亚太地区，“德国迫切需要一个多层次的亚洲战略”。尤其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年初上任后首次出访，一反历来先访欧洲的传统，而改到亚洲，引起了全球关注。她在回答为何做此决定时说，这是因为“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同亚洲的关系”。

五、气候变化成为新的道德标准

早期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从经济层面上考虑，认为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在政治家和专家中也争论不休。自从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第四份评估报告，作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不当活动以及由此将引发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的结论之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气候变化问题从此被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2007年，美国海军分析研究中心发表了11名美国三军退役将领提出的《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又发表了《有关2030年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断言“全球气候变化将在今后20年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广泛影响”。同样，英国国防部2008年12月公布了《气候变化战略》，提出要“把英军改造为低碳部队”，并“使国防活动始终与气候变化相适应”。

近年来，气候变化已影响到国家间关系，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由于布什政府顽固拒绝接受和执行《京都议定书》，美国被指责为对人类安全不负责任的国家，损害了它的国际声誉。如今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成为联合国议事日程上的主要议题之一，而且各国如何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已成为一种道德标准，发展低碳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国际主流思潮之一。

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回归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或质疑的同时，再次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探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刊登一篇题为《十足现代的马克思》的文章说：“《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仅德国一个出版商在2008年就出售了上万册，而前一年仅出售百余册，这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之中。”文章说，这是因为马克思远远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精确地预见到引发今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在由竞争的市场、商品生产和金融投机组成的世界里，他所称的‘矛盾’是固有的”。美国《大西洋月刊》2009年4月号的一篇文章说，马克思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最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接受法国《解放报》专访时说，自由主义低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和成果，他们想以苏联的错误和失败完全诋毁共产主义运动。然而，如今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共产主义思想的回潮正是对自由主义宣传的一种回答。他说：“人们不仅在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

与此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等左翼思潮也有了新的发展。新马克思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接受马克思的某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西方激进批判理论而存在。如今它已发展成为一支当代西方左翼的重要力量。“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潮是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兴起的，最初由一批学者提出，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强烈反对美国多年来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危害。近年来，这股思潮已成为拉美一些左翼国家领导人，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等的政策思想，在大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七、改革的思潮席卷全球

这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正，在全球催生了一股强劲的改革思潮。各国首脑和代表在2008年10月和2009年4月举行的两次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上的发言正是这股改革思潮的集中体现。当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诉求和目的是不同的。奥巴马提出“变革”的目的，是要重振美式资本主义和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呼吁世界变革旨在恢复资本主义活力的同时，还希望提升欧盟的地位，以期能与美国分享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则要求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并在此过程中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奥巴马在伦敦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G20会议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关于全球经济未来的决定将不再由西方大国俱乐部作出。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发展中新兴大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二十国集团会议也可以说标志着国际新秩序开始萌芽。法国《青年非洲》周刊预言：“经济危机促成的世界新秩序将在下一个十年出现”。这很难说。但是，当前的改革思潮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无可怀疑的，尽管新秩序的产生将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

八、如何应对中国崛起

最近几年，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已成西方国家各类国际问题研讨会上不可或缺的主题，也是政治家、学者们交谈中不可缺少的话题。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自从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发表《北京共识》一文后，在全球（主要在西方国家）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2007年，德国执政党团在其《新亚洲战略》中把中国发展模式提高到了两种制度之争的层面。该文件说：中国作为一个“非民主、非自由的”国家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发展成为对其他国家而言特有的秩序政策模式。“这种模式显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具备有时是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越来越多地向西方提出制度问题，并自视为挑战德国以及欧盟在欧洲以外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另一种政治秩序模式”。随后，美国一些学者也跟着就中国发展模式说三道四，肆意曲解和攻击。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等人认为，中国模式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构成挑战。近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也参与到这个讨论中，但他们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巴基斯坦总理基拉尼认为，中国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树立了榜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希望”。

二是中国如何使用日益强大的实力。对中国今天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商机，带动了全球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日益强大将会对他们的制度和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或挑战，也就是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的，担心中国从一条“水龙变成火龙”。

三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和策略。近年来谈论最多的是“责任论”和“融合论”两种策略。所谓“责任论”，就是要求中国承担配合和帮助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和秩序的责任。所谓“融合论”，就是主张把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从而来约束中国的行为。最近提出建立中美“两国集团”（G2）就是一种融合战略。“两国集团论”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一部分人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承认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和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但是，更主要的是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乃至西方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构成挑战和威胁。这就是“两国集团论”的最初提出者伯格斯滕在2008年夏季号《外交》杂志上所说：“中国正在推行与现行标准、规则和制度化协议相悖的战略，进而对全球贸易制度、国际货币秩序、能源交易的市场机制、对外援助标准等构成独特且严重的挑战。”他认为，“诱使中国加入现行的全球经济秩序”，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最佳选择。但是，建立中美“两国集团”不仅不可能，而且在战略上对中美双方都不利。丹麦政府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普莱斯纳在美国《太平洋论坛》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两国集团’都将引发盟友和朋友的反感，而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对中国来说，“两国集团论”是与我国60年来一贯反对少数大国主宰国际事务、主张多极化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一系列政策和原则立场完全违背的。（钱文荣/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