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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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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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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至今的30年，是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非凡意义的30年。30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画上了一个堪称圆满的句号，而且为21世纪的中国哲学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开启了新机运。
中国哲学研究的多元开展
30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各个领域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30年来，在常规的通史、断代史研究以及专人、专题研究成果之外，中国哲学界还开展了如下多项工作。
第一，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开展。方法论的突破，往往是相关研究获得突破的先导。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是以突破日丹洛夫的哲学史定义为契机的。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主要观点在会后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中得到集中反映。此后不久，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张岱年先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围绕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了更为充分地凸显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中国哲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开展了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不再仅仅停留于给研究对象贴上唯物还是唯心、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之标签的层面，而是着力于对中国哲学中居于“思想纽结”之地位的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以揭示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理论特质。
第二，中国文化传统的哲学省思。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出现了一场涉及问题广泛、持续时间较长的文化大讨论。文化讨论的出现，有两个基本的背景：一是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问题，一是西方文化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冲击。在统一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向何处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一直是中国文化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问题。由于“哲学”在中国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且文化哲学本来就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者们大多立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哲学省思，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审美情趣、国民品性、伦理观念，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等问题从多方面、多层次展开了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第三，对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研究。与文化讨论在80年代后期暂时趋于平静相承接，在80年代中后期，中国哲学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方克立、李锦全先生的主持下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现代新儒家哲学研究。正像被视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余英时先生曾经标示过的，更为专注地集中于从学理的层面来把握所研究问题的内在脉络、更为注重从深层的学理层面把握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内在理路”，应当可以看作是现代新儒家之研究方法的一个共性特点。由此，在学理层面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精神的发展历程并进而厘清其基本理论特质，构成了其学术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由此而“疏通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在生命”。新儒家学者的这一研究理路，特别是把对历史与传统（包括经典）的理解看作是德性生命精神相契接的“同情敬意”的基本研究态度确有其不足之处（如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缺失充分的认知）。但却也使得他们往往能够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优长做出精到的把握与高度的阐扬。正如学界已经注意到的，中国哲学界开展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表现出了相当平正的心态与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正视现代新儒学之不足的同时，亦积极认肯其正面价值。现代新儒家“内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同情敬意的研究态度以及与此相关联而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相关研究中不仅得到了“同情的理解”，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亦对正处于“范式转变”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研究出版了《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包括人物系列与专题系列）、《现代新儒家论著辑要丛书》等系列丛书，在海内外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个人专著，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四，新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史料是否可靠、完整，始终是决定这些研究能否成功的前提和基础。30年来，不断有新的古代文献出土、面世。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数1993年在湖北省荆门市出土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藏的一批战国竹简。郭店楚简中有《老子》甲、乙、丙三组和《太一生水》等道家著作，《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等两组儒家著作。大多数学者认同其年代为介于孔子与孟子之间。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包含照片和释文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则包括《周易》、《孔子诗论》、《情性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卜书》等80余种。《孔子诗论》记载了不见于世传的孔子言论，还有一些不见于《诗经》的古诗。这批竹简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已经先后公布了六批文献，整个的资料还在进一步整理之中。郭店楚简的出土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的公布，立即引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广泛关注，新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迅速成为世纪之交包括中国哲学界在内的中国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已经形成了以祖国大陆、香港与台湾“两岸三地”为研究主体，波及日本、北美、欧洲汉学界的研究格局，不仅使中国简帛学的研究走向了世界，而且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厚实的学术功底赢得了国际学界的认可和赞誉。
第五，“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哲学”是源自于西方的。与此相关联，作为学科的“哲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并未出现，而是在人类历史的现代阶段以西方哲学为型范创制的。因而中国哲学在学科创制之初就在相当程度上对西方哲学存在着依附关系。由此，西方哲学成为衡断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有关内容是否可以被归之于“哲学”的基本标准。正如蔡元培先生在为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确立之标志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就已指出的，要编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对此，同样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确立之中心开启性人物之一的冯友兰说得更明白：“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显然，在这里，西方哲学被赋予了某种普遍性，在自觉不自觉中被等同于人类哲学的“共相”。对书写中国哲学史影响最巨的以西方哲学为型范来形塑中国哲学的书写范式由此形成。在这种范式的主导下，长期以来，不仅人们思考中国哲学史的思维范式在自觉不自觉中是“西方中心论”的，而且中国哲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学科范围的划定、书写内容的取舍及其脉络系统、观念框架、问题意识、价值取向乃至话语系统、书写规范，也是笼罩在西方哲学的范式之下的。由于这套书写范式是外在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再加之中国哲学系统与西方哲学系统之间在精神特质方面客观存在的巨大张力，这就不仅不可能充分体现出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肢解、扭曲、贬抑中国哲学的情况。
在对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之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省中，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界兴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之初虽有以偏概全之嫌，即把本来已经多元开展的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简单地归结到“以西释中”，但对于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在总结既有成绩的同时厘清尚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瞻，从而建构更能体现中国文化民族特质与智慧精神的“中国哲学史”，确乎具有积极意义。
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是与中国哲学一直存在着的“身份认同”焦虑密切相关的。一方面，虽然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无所不在，但中国哲学不仅事实上从来就不完全是“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而且越来越不安于主要以“哲学在中国”的形态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虽然一直是逐渐向着“中国的哲学”生成的，但却又一直没有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自身的基本理论特质，因而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的哲学”。面对这种两难困境，在讨论中认为按照西方哲学来塑造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永远难以摆脱的宿命者有之；力图完全消除西方哲学乃至西方现代学术分途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学术的“本来”面目来重新书写中国学术思想传统者亦有之。但更多的论者则是进而强调，今天应当从对“中国哲学”的反省进而上升到对于“哲学”观念本身的反省，以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而系统地开掘中国哲学之中所蕴涵的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显然，“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面向未来在更高的理论层面反思“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寻求“中国哲学”更为合理的存在形态，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中国哲学研究的多方成就
30年来，经过中国哲学研究从业者的共同努力，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取得了多方成就。概括而言，至少包括了以下几大方面。
第一，话语方式实现了以“外在批判”为主向以“学理把握”为主的转变。在改革开放之前，在“左”的思想和教条主义的长期干扰和影响下，曾经流行过一种以“外在批判”为基本特征的话语方式。显而易见，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所谓“研究”的学术性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变，如何从学理的层面内在而系统地把握研究对象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话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外在化地给研究对象贴上批判性标签的做法，而是不仅对研究对象与特定历史相关联的存在合理性予以“同情的了解”，而且在此基础上，从学理层面真正入乎其内，内在地、深入地把握其义理精髓与内在结构，并以学术的标准对其得失优缺予以评说。由此，中国哲学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下回归了学术本身，并对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学理化把握”所体现的求真的价值取向不仅直接指向了“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的要求，而且也进而与“凸显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等主体意识的挺立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内在关联。
第二，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挺立。与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要求相适应，3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挺立。这一点可以说贯穿于从80年代初方法论的反省到世纪之交“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再满足于自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问世以来曾经长期存在的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框衡、裁剪中国哲学的“以西释中”的研究范式，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的简单化、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反省。努力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实事求是的要求，力图通过扎实、深入的学术研究，把握中国哲学自身发展演进的内在脉络，揭示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与智慧精神，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研究从业者的共识。为此，人们从“哲学方法”与“哲学观”两个方面尝试进行了变革性的思考。在哲学方法方面，从80年代关于“圆圈论”、“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讨论，到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经典诠释”问题的讨论，以及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对于中国哲学方法的探讨，均体现了这一取向。在哲学观上，3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已经突破了“西方哲学中心论”的哲学观，而且对于以牟宗三先生等为代表的“以中判西”的哲学观亦已有了批评性反省，张岱年先生在完成于30年代的《中国哲学大纲》中所提出的立足于“共相”与“殊相”基础上的“哲学观”与“中国哲学观”，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和响应。这一点在“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得到了清楚的体现。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今天，面对世界文化多元激荡的格局，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挺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它是建立在此前半个多世纪几代人艰辛探索基础之上的，同时又必将对面向未来更好地开展中国哲学研究、更为充分地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的精神特质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大批高质量的成果涌现。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为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氛围和社会环境，中国哲学的研究在拨乱反正之后迎来了灿烂的春天。30年来,不仅在上文已经述及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与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哲学省思、对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研究、新出土简帛文献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在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学派研究、专题研究（包括专人研究、专书研究与思潮研究）以及资料整理、辞书编纂等方面亦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令国内外学界瞩目的成绩。学术立场的凸显、研究方法的突破使中国哲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30年来，中国哲学界在整体上已经把中国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相伴随的，是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就所涉及的广度而言，30年来不仅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流派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心，不仅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人物和主要著作均已有专门的研究，而且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些思想家也成为了人们研究的对象。如被中国传统研究者所忽视而被侯外庐先生等以“异端”身份挖掘出来的嵇康、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王艮、何心隐、方以智等人的思想，不仅在相关研究中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而且成了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阳明后学这一以往国内学者很少问津的领域，这些年来涌现出了相当数量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
第四，中国哲学界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有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不断传入国内，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学者通过赴国外高校与科研机构访问、进修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增加了对国际学界的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国际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学术层面为中国哲学界进一步充实、丰富自身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借鉴。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界不断涌现出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界越来越多的认肯和好评，一些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已经被译为英、日、韩、德、法等多种外文，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
3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缺憾。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富有原创性的、成体系的理论学说还不多。在这方面，初步形成于30、40年代，在80年代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的张岱年先生的“新唯物论”哲学和冯契先生所创立的“智慧说”，具有典范意义。30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与学理化特质相联系，中国哲学在总体上更多地是以一种专门化的、精深的学问形态存在，而与社会现实缺少足够的联系。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当以其理论的形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内在的精神动力。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中，不但要进一步推进精深、细密化的学术研究，而且要以哲学的方式关注、研究当代中国的时代性课题。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结晶的最高表现形态，中国哲学理当以其对于现实富有超越性、前瞻性、总体性的指导、转化与提升，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又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的。只有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实践中，面向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才能接引到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才能通过“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究天人之际”的理论创造，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时代精神之精华，古老的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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