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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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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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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次思想解放推动经济改革开放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与思想解放和经济理论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所谓思想解放，就是在摆脱各种错误思维定式束缚后的一种认识升华和观念创新。反思想僵化或“左”、反右或自由化，都属于思想解放。新时期30年来，大小程度不同的思想解放有六次：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７８年５月，主题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次思想解放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是巨大的，开始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体制，试行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的各项措施。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主题是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掀起了整个经济领域的“革命”。开始建立由商品市场、资金市场、劳务市场和技术市场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倡市场竞争和运用经济杠杆，启动塑造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主题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次思想解放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较快发展，加快了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速度，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
第四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９２年２月，主题是设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次思想解放直接促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的同时，积极改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的新局面。
第五次思想大解放，始于１９９７年９月，主题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非公有制发展迅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六次思想大解放，始于2003年10月，主题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次思想解放促使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最后完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推动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体制建设，并突出自主创新和创新性国家的体制建设，全面开展“八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兼顾体制建设，注重以人为本和民生取向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制建设。
伴随着六次思想解放所进行的30年经济体制改革，其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一是建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形态；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三是建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四是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
二、改革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八大创新
改革以来理论界上流传一种论调，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思想僵化，反对社会主义改革。近年来，中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联合新老凯恩斯主义者和左翼经济学家等，都在重点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更是被扣上“极左”、“走回头路”、“反对改革”的帽子，包括深受“三民主义”影响的朗咸平教授（本人已确认这一影响）也被强加这些政治帽子。其实，中央领导已经作出了科学的判断：批判新自由主义，要长流水，不断线，抵御其对我国改革的负面影响；现在全党正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理论创新，要高度警惕自由化分子接过理论创新的旗帜，成套地搬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论家鼓吹的方向和轨道上去。中央领导的这番话，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想说明一个事实，即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马派”）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而自由市场本是又极易导致学术市场的“假冒伪劣理论商品”的泛滥，因而容易出现一批被中外媒体吹捧成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等等。其中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前年，西方媒体再次发挥“西强我弱”的攻势，又选择了几乎都在西方国家获得学位的“华尔街版的中国十大经济学家”，试图影响我国正在激烈进行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关系”的争论。值得欣慰的是，广大网民正在猛烈抨击某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媒体经济学家”，这本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一种正义行动。
可以列举许多事例证明：现在仍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我国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不过，他们往往不是市场塑造的“媒体经济学家”或“主流经济学家”，而是学界较为认同的“杰出经济学家”。现仅以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的文章依次介绍的经济学家及其八大理论创新如下：刘国光、于祖尧、苏星、卫兴华、杨圣明、张薰华、许涤新和后继者刘思华、程恩富。
例一：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中国社科院刘国光研究员（曾任副院长，现为特邀顾问、学部主席团成员）是力主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取向的。在1979年7月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取向问题的座谈会中他明确提出，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仅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之一，东欧国家偏重分权、偏于分散的市场体制和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模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模式之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选择模式时，“要解放思想，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决定我们的取舍……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可以采取的，没有什么政治帽子问题，只有适不适合一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问题，也就是适不适合一国国情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实行分权管理体制的重要手段（座谈会中刘国光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个重要问题的看法》，后载于《经济管理》1979年第11期）。随后，在与人合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一文中，从生产与需求脱节、计划价格脱离实际、供给制资金分配体制的缺陷、企业结构上自给自足倾向的原因等方面，翔实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必然性，并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和利用市场机制条件下如何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问题，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改革举措与政策建议。这一报告受到当时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政府决策部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取向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不同意见是激烈的，在80年代初期，刘国光教授因他在改革取向抉择关键时期的这一历史性贡献而受到高层批评，但他没有退却。1984年，刘国光课题组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开始独创性地阐述“双重模式转换”目标，逐步形成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政策体系，成为对改革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例二：于祖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79年4月，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的全国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是解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非常值得一提的理论突破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祖尧研究员（曾任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现为荣誉学部委员）提交《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是国内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的，指出“社会主义既然实行商品制度，那末，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就不能不是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它的性质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原则的区别。……为了加快实现四个观代化，搞好经济改革，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市场经济，这是我们经济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经济研究资料》第50期(1979年3月28日，并编入会议文集《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此后30年来，于祖尧发表了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论著，深刻地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可见，现在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于祖尧（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于市场”），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例三：苏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83年7月，中央党校苏星教授（今年刚故，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红旗》杂志总编）在《红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在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依然需要利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一类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形式，利用它们的管理经验，使之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股份公司一类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按理应当更适合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企业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可以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广泛组织公司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联合体，不存在私有制的限制。当然，社会主义的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公司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像资本主义的公司和托拉斯学习，主要是学习它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特别是专业化和联合的经验，而不能照抄照搬。”以后，他对所有制和农村改革发展等一些问题，都发表过理论和政策探讨的论著。可见，查阅书面文献，今年刚去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苏星（套用一句流行的话，应当是“苏股份”）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杰出贡献者。
例四：卫兴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在1986年《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刊发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问题》一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卫兴华教授（曾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似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管理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先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和实现的具体形式，如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按劳分配的运行和实现形式，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和实现形式等。”在同期发表的其他论文中，也强调提出：“发展和完善公有制，就需要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他在《经济经纬》2004年第6期发表的《不要混同“公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存在形式，不是实现形式，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入股资本的性质，私有资本组织的股份制，依然是私有制。......也不能认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否定或取代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着两种公有制形式。”卫兴华在所有制、分配、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经济现实问题都有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许多基本原理均进行过深刻探讨，是“高质高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例五：杨圣明是平等与效率有机结合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84年1月，中国社科院杨圣明研究员（曾任财贸所所长、现为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学部委员）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寻找出适当的收入差距，既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又有利于社会平等，乃是重要的战略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既不能放弃平等，也不能失去效率，要兼而有之。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平等，但在一定程度上轻视效率。今后我们要重视效率，扩大收入差距，但是，决不能忽视平等问题。……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效率，扩大收入差距，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要从目前的比较平等开始，经过扩大差距、提高效率的阶段，最终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这种论断，根本不同于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的所谓‘倒U字形假说。……与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对居民收入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调节，能够把效率和平等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我国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效率。”（《杨圣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442页。）以后，在一些论著中，又进一步阐明和创新公平与效率以及与此相关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论。可见，现在坚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杨圣明，才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和杰出贡献者。
例六：张薰华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84年在港澳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杰出的《资本论》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曾任经济学系主任，现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顾问）提出了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从理论到实践阐述这一思路。论文载于《中国房地产》杂志1984年第8期。1985年初，由于中央对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视，上海市委研究室注意到这篇文章，嘱再写一篇《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载于该室《内部资料》第6期（1985年1月21日印发）。文中一再指出，“土地的有偿使用关系到土地的合理使用和土地的公有权问题。级差地租应该为国家的财源之一，港澳的租地办法可以采用。”接着，《再论》这篇文章又受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注意，嘱再补充，标题改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1985年4月10日载于该室内刊《调查与研究》第5期，发至全国各省市领导机关。这就为中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以上机理，土地国有化不仅排除了土地私有制，而且排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集体单位使用土地带来级差超额利润，也是社会转移来的价值，不是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同理，国有企业也不应无偿使用土地。无偿划拨土地实质上是将国有土地变为企业土地。1987年，在深圳参加“城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张薰华教授就此提出论文《论土地国有化与地租的归属问题》。后来，深圳市政府将该市农村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改革以来，张薰华率先发表关于价格改革、保护环境、发展交通等一些现实经济问题的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重要贡献。??
例七：许涤新和刘思华是我国构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明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1983年3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许涤新研究员（已故，原所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首届会长）在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年会上所作的会长主旨报告就是《马克思与生态经济学》。我国第一个提出要重视环境和构建生态经济学的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83年）。他就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许涤新生态环境经济研究团队的主要学者和继承人刘思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会长），1987年8月，在定稿《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一书时，论证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保证人民的全面需要，就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满足人民生态、物质、精神三类需要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三大文明建设过程。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全面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和实现方式，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大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75页）。
例八：程恩富是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2003年5月，在《在创建世界的工厂过程中实施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一文中，笔者提出：“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所决定的静态优势，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条件；竞争优势是一种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综合能力的作用结果；比较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要实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就必须以国际经济综合竞争为导向，将现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创造和培育我国的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所谓知识产权优势，是指通过培育和发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优势，是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它避免了笼统的竞争优势的理论缺陷，而突出了以技术和品牌为核心的经济优势或竞争优势。它不仅应体现在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必须掌握自主研究、自主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标准体系，而且还体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产业或低端产品部门，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也必须塑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和名牌。”（《国际经贸探索》2003年第3期）
从上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践的创新、甚至是原创中可以表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不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而是在科学扬弃和超越苏联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转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就理论经济学来说，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改革后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将资产阶级执政党奉为主流的经济学作为本国主流经济学的。同现代西方经济学一样，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学术体系，又是一种理论信仰和意识形态，应当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相关领域都发挥指导作用。如果只赞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而不赞成它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学术指导地位，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三、经济学现代化的总体创新原则
改革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直是经济理论界热门话题。1994年初，程恩富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①]一文中曾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前景作了总体判断，后引起连锁反响。近年来，这个话题又被一些学者以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如何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本土化”等形式提了出来。在上述问题引导下，目前理论界流行诸如“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或国际化”、“经济学要与国际接轨”、“西方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是学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西方经济学取代是改革方向”、“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只有先从组织上让非马克思主义的‘海龟’执掌院校”之类的解答。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中国经济学作为应当科学地揭示当代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必须适应当代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提出的挑战，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科学发展的要求，因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正确提问，就决不是如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接轨、使现代西方经济学“本土化”问题。而应当是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推进中国经济学在科学轨道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进一步说，也就是我国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的问题。
分析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其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而言，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②]下面拟阐述对这一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的一些看法。
（一）关于“马学为体”
“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③]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马学为体”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强调的根本原则，一旦偏离这一原则，理论创新将难以为继，经济学的现代化将偏离科学化的轨道。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空发展概念，而是在时空发展中的不断科学化的过程。只有“马学为体”，才能保证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创新始终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强调“马学为体”，有必要纠正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误区：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流派。二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割为“革命的经济学”与“建设的经济学”。三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只是意识形态非学术。四是认为生产力先进的美欧国家，其经济学也一定是先进的。
在追求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坚持“马学为体”，就越能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越是偏离“马学为体”，越是追随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越难以实现科学的现代化，而且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学陷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的可悲地位。
（二）关于“西学为用”
撇开自然科学，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指阐述近现代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就整体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保持着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科学的固有特征，如：表面性、片面性、主观性、虚伪性、辩护性和庸俗性，因而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
但是，不能“西学为体”，并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借鉴和利用。按照我国古代哲学的“体用”一般含义，“‘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表现和产物”[④]。用这种“体”“用”一致的思想看“马学”同“西学”，可以看到，两者之“体”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基本思想的根本区别；相应的，两者的“用”或者说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存在一系列差异，例如在理论形式上，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经济学两大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板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再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有机理论体系。然而，如果把“马学”与“西学”的“体用”区别绝对化，以为“马学为体”就绝对不能借鉴、利用“西学”，那就陷入了孤立地对待“马学”、“西学”的形而上学误区，在思想方法上就连近代的张之洞都不如了。
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在西方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有的描述了社会分工制度、市场竞争机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的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危机的不可避免，有的创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分析、调控和预测方法，有的揭示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某些规律，有的对企业管理一般制度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有的形成了经济政策学，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状况。只要我们能够剥离其不科学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充实，就能提炼出科学的经济思想。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树立了讲科学的榜样。一大批原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经过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分析和借鉴，以崭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的系统。
这里有必要指出，决不能把“西学为用”与一种流行的倾向混同起来，这种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应用价值，在解决市场的实际经济问题方面只能用“西学”。改革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应用领域进展受阻，因为一些应用经济学的学科负责人以基本照搬西方应用经济学为“创新”，存在一种“学术惰性”，由此产生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有应用价值这种错觉。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学术惰性”，树立中国特色的学术创新自信和自觉，努力构建或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应用经济学学科体系，如文化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土地经济学、交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心理学、经济美学等。为此，也决定了我们应当尤其重视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努力吸收“西学”这方面的有益元素，加快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这样的“西学为用”（毛泽东是提“洋为中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及其中国化的“体”服务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三）关于“国学为根”
撇开自然科学，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指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古为今用”，“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在唯物史观看来，中国本土历史上形成各种经济思想，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经济事实的反映。它们直接、间接甚至扭曲地反映着的，不仅有在相同历史条件下各国普遍存在的经济因素，而且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因素，这些特殊性因素属于中国从古到今的“根”或者借用生物学的说法，属于中国经济形态的“基因”。只要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还存在，这些“基因”就会存在。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重视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传统因素，才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诚然，我们所说的“国学为根”，并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
历史地看，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包括许多给当代人诸多启发的科学成分。它们是很了不起的。例如，我们在史书中可以读到“劳则富”[⑥]、“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⑦]、“治国之道，必先富民”[⑧]、“俭节则昌，淫佚（逸）则亡”[⑨]等等，这些经济思想认识到劳动创造财富，富民才能强国，主张爱护劳动力，珍惜劳动时间，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我国古籍中关于预先规划国家经济活动（如《管子》的“国规”思想）、封山禁猎、封湖禁渔等记载，包含着从全局布局生产力，力求经济持续发展等等，可以说是现代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声。这些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要求，具有长远的历史价值。
研究中国古近代知识体系中的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经济现代化，就想到西方经济学的自卑乃至盲目崇洋心理。历史展示出我国古近代产生过许多卓越的经济思想，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了《管子》（相传为崇奉管仲的一些学者所作）这样的系统论述经济管理的著作，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思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财富与劳动的关系，阐释了分配、消费、增长、贸易、财政以及市场、货币、价格等广泛的经济范畴，堪称世界范围内的罕见的经济学辉煌巨著；产生了一批具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如墨翟把“利”归结于物质财富，那时就提出了与西方近代斯密思想相近的“交相利”的思想（彼此相利，利人就是利己）；范蠡提出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循环论[⑩]，这些思想都可与西方古希腊色诺芬等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相媲美。就近代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思想而言，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但他的《大同书》,是用“国学”语言和智慧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极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体现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经济思想也并不单纯是西方的舶来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扶助农工的中国式的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平均地权和抑制私人大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也有“马学”和建设国有经济为主导和控制力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社会主义可溯源、可借鉴之元素。
（四）关于“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的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
——“世情为鉴”。“世情”有丰富的含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指整个世界及各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演化和发展状况。“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例如，世界新自由主义主张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私有产权神话”、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福利个人化。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推行下，一度成为全球盛行的经济学思潮。然而，综观近10年左右的这种思潮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出现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几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几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并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近年来，拉美国家纷纷倾向“社会主义”，这显示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化阶段正逐步走向衰败，经济全球化终将趋向社会主义主导的阶段。以上述“世情”为鉴，中国现代经济学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应采取分析和甄别的科学态度。
——“国情为据”。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着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以及城、乡差别实情。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围绕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中国经济学有必要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要充分看到，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同致富的典型，如河南的南街村和刘庄、江苏的华西村、长江村等。从它们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发现前无古人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有效结合的新规律。只有从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五）关于“综合创新”
上述理论上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实践上的“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它们最终要落实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要求在综合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外经济实践，科学创新已有的经济理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综合；没有在不断分析过程中的相应的不断综合，也就不能做到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综合。因此，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在结合当代中外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提供的经济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他们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综合创新”，乃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外国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其中包括分析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激进经济理论、凯恩斯左翼经济理论、克鲁格曼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中心—外围”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11]
四、经济学现代化的五个创新基石
新时期30年，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思想为指导，以中外市场经济为实践源泉，取得了人类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重大成果，并对高绩效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经济智慧，为全世界的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具有“中国学派”色彩的系统经济理论。
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基石是什么？或者说“核心带”理论是什么？在我看来，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或“核心带”理论，至少可以创新出五个最主要的理论假设并逐渐形成共识。
第一，“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依据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创造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价值，以及纯粹为商品价值形态转换服务的流通不创造价值的科学精神，我们认为，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这一新的“活劳动价值说”，不仅没有否定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和方法，而且恰恰是遵循了马克思研究物质生产领域价值创造的思路，并把它扩展到一切社会经济部门后所形成的必然结论
第二，“利己利他经济人假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没有全面阐述经济人理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又有严重错误，那么，应当用什么相对应的理论来教育干部？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并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迪，我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来教育干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基本假设和理论基础。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具体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至于社会上利己和利他哪种行为特征突出或占主导地位，那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各种环境。因为人的利己与利他是一种社会网络中的互动行为，具有交互性的内在机理，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整体大环境和群体小环境相关联。
第三，“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从辩证思维和假定的一致性或对称性来分析，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源与需求相互关系的描述有相当的道理，但仍然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这是因为，当假定资源有限时，暗含着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而假定需求或需要无限时，并没有以一定的时点和条件为前提。把两个前提不一致或不对称的事物和概念放在一起，假定为是它们之间惟一的一对矛盾，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和绝对化，缺乏完整的逻辑性和辨证性。从资源利用方面看，资源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是有限的，但又是无限的，因为包含资源在内的整个宇宙本身是无限的，科技发展也是无限的。从需求欲望方面看，需求在一定条件下或在某个时点上也是有限的，而且在商品经济中实际的需求，还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并非指人们脱离现实生产力和货币状况的空想性需要。合理需要本身也是有约束和限制的。因此，我们作这样的假设可能更全面和科学，即假定资源和需求都是有约束的，简称“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
第四，“公平与效率交促同向变动假设”。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产出状态。对于一个企业或社会来说，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使特定范围内的需要得到最大满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进或财富得到最大增加。经济效率涉及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涉及到经济力和经济关系各个方面。它包括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两大效率问题。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是交互促进并发生同方向变动的，即越是公平，越有效率；越是不公平，越是无效率。这同最近中央强调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一致的。
第五，“公有制高绩效假设”。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的公有制体系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从邓小平经济理论中概括出来的“公有制高绩效”假设，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能达到社会绩效最大化。但其中均存在多种复杂的前提条件，如不存在严重的社会腐败，委托代理双方权责是合理的，国企承担额外社会义务需另行核算，政府的管理、政策和操作没出现大失误，选聘的经营者有较高素质，等等。只有大体同时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结合才能呈现高绩效。倘若过去或现实生活中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条件缺失而导致某些低绩效现象，这并不能证明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可行和必然低绩效。
五、经济学现代化的五大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大批老中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事实上是以此为原则进行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的，传承和创新工作成效显著。近年有更大的进展，从而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呈现出五大科学发展态势。
一是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学家于祖尧、项启源、杨圣明、卫兴华、纪宝成、张宇等已发表了许多论著，准确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近来，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依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又撰文阐明“发挥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的意义，指出国家计划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强调市场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阐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提出公有制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占优势比例可能丧失这个问题；阐明我国贫富差距扩大最根本的原因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需要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最终地阻止向两级分化推进趋势。经济学家杨承训探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依存机理，认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保障，针对市场经济的缺陷，须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二是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假设、原理的学术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强调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以《中国社会科学》去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为例。笔者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长文中，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精神与批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的基础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提出并坚持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经济学家何干强在《论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一文中，论述思维中应当自觉运用的经济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在经济领域的特殊形式在头脑中的反映，作为经济分析工具，它包括具有分析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原理和形成唯物史观分析路径的辩证法要素这两个方面；与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比，唯物史观经济分析范式具有显著的科学特征和优势。
三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继承《资本论》最先高度重视数学的优良学术传统，并科学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采用数学方法。前年“全国首届现代政治经济学数学分析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便是一个重要标志。冯金华、马艳、白暴力、丁堡骏、孟捷、余斌等一批知名中青年教授一致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应该继承马克思重视数学分析的优良传统，充分借鉴数学分析的工具，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论证、阐述和发展，以弥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不足。诚然，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进行理论传承和创新以及弥补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缺憾时，应当坚持唯物辩证法为总的方法论原则，应当避免数学分析的形式主义和滥用，应当把把数学分析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以期实现数学分析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结合。他们提交的论文和学术界发表的论著还从数学分析的视角，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创造价值、价值转形、再生产循环、物质生产优先增长、利润率变动趋势等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体现数学分析的《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今年问世。
四是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体现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各个学科，而积极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和引领其他理论经济学、尤其是应用经济学，属于当务之急。前年在
贵州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国际研讨会便是一个转折性发展态势，中外经济学家已经倡导用发展着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充分发挥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在学术研究、政策制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强调要建立和健全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互动互促关系，发表更多的学科交叉成果；主张要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在有扬有弃地借鉴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学术原创和应用高效。目前，文化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贸易学、金融学、财政学等，已产生用与时俱进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些成果，就是似乎较难做到的会计学，国内外也有一定进展。同时，《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教材已开始追溯经济思想的国学之根，弘扬中华文明。
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因为国外经济学科学的主要学术前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近年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在上海、日本和北京分别成功举办“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劳资关系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观察”、“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三届论坛，并发表了相关理论的共识宣言。①从20多个世界主要国家的百位经济学家提交的众多论文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越南日前也已出版笔者主编的《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同时，我国学者正在选译100本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名著，美国大卫.科茨、日本伊藤诚、法国迪劳内等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前沿理论，已经被中国学者所关注和借鉴。这种双向学术交流和借鉴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走势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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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6年4月3日在首届论坛的共识宣言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其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使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并成为解决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当代世界经济问题，以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基础。它为不断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的严重问题打下了基础。同时，它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最终取代资本主义指明了方向，这正是人类实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潜力所必需的。我们决心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运用它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为此，我们要联合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推动我们共同事业的发展。我们将努力扩大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活动、公共政策讨论以及其他领域的影响。”详见《海派经济学》（季刊）2006年总第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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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程恩富：《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报》1994年4月7日。
[②] 关于“体用”概念，人们往往想到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所说的“用”，突破前期洋务派所划定的“西方技艺”，即器械与自然科学的范围，包含了“西方政艺”的部分内容，亦即主张在学校、赋税、武备、法律、通商等领域实施某些西方的模式；但是，他的“中学为体”，是要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不能更改的根本原则，所谓“西学为用”，不过是作为维护中国封建皇权和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从实质内容上看是改良主义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语言角度对“体用”概念的使用。我们完全可以赋予“体用”以崭新的现代科学含义。
[③]参见《辞海》语词分册（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00页。
[④]《辞海》语词分册（上），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0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⑥]《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屡铭》，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页。
[⑦]《论语·学而》，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7页。
[⑧]《管子·治国》，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
[⑨]《墨子间诂·辞过》，周伯棣：《中国财政思想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4页。
[⑩] 参阅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第31页。
[11] 参见程恩富：《范式革命与常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光明日报》2004年1月20日。
来源：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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