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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根本历史经验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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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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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某些深层次矛盾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双重使命”
（一）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总体富裕程度确实显著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大为增强了，与此同时，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后遇到的新问题也更加突显出来了。特别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问题等，突显出来了。
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我们的党中央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与此同时，我又亲身体验和观察到，我们的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又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说，面对问题，回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搞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条，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路和真正出路。
举例来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关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腐败等等问题，在某种观点看来，都应当归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甚至归罪于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难道能够这样看吗？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我们党的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正是由于我们党以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总结果才能够像今天这样有力地证明：中国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就根本改变了短缺经济的停滞落后状态而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个政治大国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大国。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种说法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似乎已在“私有化”浪潮中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体而言，由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增加，企业效益显著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是进一步增强了。二○○二年到二○○七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十五点八七万户减少到十一点五一万户，但销售收入、实际利润、上缴税金年均分别增长百分之十八点六、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二十点四。二○○七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一点七七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中央企业的发展情况更是令人振奋。这五年，中央企业平均每年资产总额增加一点五万亿元，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石油”！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一点三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一千亿元。二○○七年，上缴税金八千八百零五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点六。在二○○七年国际上公布的世界五百强中，我国的中央企业有十六家，比二○○二年增加十家。
当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特别是还需要在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继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争取到二○一○年中央企业调整到八十——一百家，全国形成三十——五十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则要推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至于在改制进程中，特别是在改制前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的很多个案，情况复杂。有的实际上属于正常转制，有的则确有问题。问题方面，有的是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有的则确与有些干部腐败有关。这两年已经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求得较好的解决。
又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两亿五千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各地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不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公平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
这方面的重要事情，是中央已经确定了“五个统筹”的方针，采取了诸如新农村建设、社会建设等一系列举措。这里包括，党和政府从二○○四年起到二○○八年的五年来，每年一个促进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前几天又公布了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人民日报社论说得好：这是“中国林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这里还包括，“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的逐步落实。只有充分就业，才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基础！与此同时，中央还确定，今后五年内把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起来，为到二○二○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打好基础。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为例，二○○二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农村地区推行这个制度。主要做法是以大病统筹为主，适当兼顾小病，资金来源是农民个人筹资一小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一大部分。按人平均，原来打算中央出二十元，地方出二十元，农民出十元，每人共计五十元；后来改为中央出四十元，地方出四十元，农民出二十元，每人共计一百元。这件事受到广大农民欢迎，原计划到二○一○年农村地区“全覆盖”，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二○○八年就能实现。
又比如反腐倡廉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由此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民主问题和对执政党的监督问题，等等。我想我们大家都会看到，我们的党中央一直在加大力度，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里我只想补充说一点，就是这一方面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不仅仅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有关，而且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由来，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历史特点有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济的规划和发展、企业的经营和拓展，往往离不开政府的较多干预和管理。这当然有其必要性，但也由此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权力与经济之间关系密切，具有“寻租”的便利条件。中央之所以提出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来的。这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合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使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
总而言之，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今天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最好纪念，只能是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突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更大进展。
（二）
说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我还想再进一步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正因为不发达，所以我们在此阶段上所担负的使命就具有某种特殊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比如说，既要推动发展城市化、又要反哺和振兴农村；既要支持东部继续率先发展，又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力度；既要继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更好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既要继续讲求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还有，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如此等等。即是说，都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所以叫做“两难”，而且都只能放在一个较长过程当中才能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我们一定不要把“双重使命”对立起来，而要力求统筹兼顾；我们也一定不要设想一蹴而就，而要尽可能在妥善处理当前问题的同时，把人们引导到理解问题的两重性和过程的长期性上来，尤其要把人们引导到继续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真正能够保证实现这个“双重使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偏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偏离党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根本方针和路线，不仅一切无从谈起，而且会把事情搞乱。在我们这样一个十三亿到十五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于这样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尤其不可掉以轻心。
又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则是我们面对双重的历史性挑战：第一，面对资本主义由十八世纪中叶起到二十世纪中叶这二百年间，所实现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特征的产业发展的挑战；第二，面对资本主义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而方兴未艾的，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等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所以，我们不但要急起直追，缩短和消除过去二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业化；而且要奋力跃入新技术革命洪流，向着二十一世纪中叶的新的现代化水平前进。
这也就是说，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我认为，由当代中国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如此宏伟壮丽而又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这也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三）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已经开始把这两大“双重使命”勇敢地承担起来，并且富于创造性地、锲而不舍地干了三十年。积三十年之经验和教训，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这样那样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也只有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赶上时代”；才真正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真正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也才真正能够使中国更加活跃起来，充分发挥我们这个十三亿到十五亿人口后兴大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后发优势”。
四、“天下大势”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世界近代以来“天下大势”的发展中居于怎样的历史地位呢？这需要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来加以观察。
（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要实现的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同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紧密相联。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是：一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简而言之，一要救亡图存，二要振兴发展。正因为近代以来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所以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成为对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对中华民族的各个阶级、各个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最大考验，从而也就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代中国人为之前赴后继、不懈奋斗的最深层动力和最崇高目标。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还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中国如果不能把自己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的深刻观念。时至今日，我们也许还是应当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实现工业化，进而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们迟早还是要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所以，承接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产生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的深刻理念，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梦”的最根本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
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六十八年来，中国经历了大变动，世界也经历了大变动，而这两方面大变动又是紧密相联的。如果要问这种历史关联的内在脉络是什么，我认为一个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世界范围发生的三轮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家命运的三次大转折。
（二）
大体而言，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时即一七五○年前后，那时正处于落日辉煌之中的清朝乾隆皇帝，他的“天朝大国”梦做得正香；而英国，却从一七五○年起开始了产业革命。到一八四○年，英国国内铁路网建成，标志着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又恰恰就在这一年，英国人打了一场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一巴掌把中国打入半殖民地！可见这个一八四○年，对中英两国都是很要紧的年份。它是英国兴旺的标志年，又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大灾难的起始年。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和“振兴发展”之梦就开始了。由此激发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浪接一浪地起来，直到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国势继续衰败。整个说来，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叶这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但没有抓住机遇，反而被打入谷底，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殖民主义的最大受害者。
这就是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那么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又是什么情景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金融资本统治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后起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中断了，断裂了，逆转了。与此同时，战争引起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在资本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引发了两次大革命。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后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完全不同，这一回中国人抓住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断裂的时机起来革命，由此获得了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真正打开了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历史追求和历史进步的大门。
这就是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那么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又是什么情景呢？二次大战后，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包括美国打越南战争失败和前苏联打阿富汗战争失败以后，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先后遭受重大挫折，大体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起世界一步一步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新阶段，新科技革命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起来了。在这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潮流当中，搞大国争霸和僵化模式的苏共和苏联垮台了，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却如同在第二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时机起来革命一样，又抓住新的时机，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加快发展起来。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角度来说，这条道路也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
这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之命运。
这同时也就反映了从世界历史和时代角度来看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地位。
（三）
以上说的是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我们中国人抓住了机遇。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今日天下之大势和未来世界之发展，情况依然十分复杂，不可测因素依然甚多，我们一定要坚持冷静观察，小心谨慎。
这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众多方面，我在这里只想集中提出一点，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世界范围思潮激荡这样一种复杂局面。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是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时代条件下，一个世界范围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广阔而又意义极关重大的，新的“诸子百家”的局面。
本来“诸子百家”这个话，是中国古人专门用以概括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学和哲学学说各家各派之间的那场很长时间的大论战的。那次“诸子百家”的核心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向何处去，实质上也就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问题。
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历史两千年间，真正可以说是同春秋战国时期那一次“诸子百家”意义相当的，称得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的，恐怕只能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的这样一大段。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中国由长期封建社会转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到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直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深刻剧烈而又规模广阔的社会大变动，反映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那风云际会的各家各派，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变化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真正够格，可以称得上是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
这第二次“诸子百家”，经过一百多年大激荡，一百多年大争鸣，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在其指导下的成功实践战胜各家各派而在中国取得胜利，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面目由此起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今天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恐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诸子百家”，即第三次意义极关重大的“诸子百家”。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上半叶世界新的转折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这种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怎么来适应这个世界大转折，又怎么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无非是几种选择：一种是妄自尊大，脱离经济全球化，关起门来干。但是要想这样来搞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是断然不可能成功的。第二种是妄自菲薄，甘当附庸，完全依附外国，依附西方。这种办法，从李鸿章到蒋介石都试过了，通通破了产。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开创的，通过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
你看上面说的三种选择，不就是三大“家”吗？那为什么又说我们仍然面临着“诸子百家”的局面呢？这是因为，新时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尽管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和进步，尽管我们已经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们的现代化事业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还远没有摆脱不发达状态。我们还需要再干四、五十年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能不能干成这番事业，世界上许多人还在看。再加上今天世界范围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既相互碰撞又相互影响，比起过去任何时代都要复杂得多，广阔得多，深入得多。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当然也不能不受影响。
至于更加长远来看，我们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看得那么长，我的理解，这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的长过程，短了不行；也不仅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不能不经历一个由不那么成熟到成熟的长过程，短了不行；而且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规律的掌握也不能不经历一个长过程，短了也是不行的。
还要看到，这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远未解决，还在动荡、分化、选择之中。你看当代世界，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一小批，他们内部就绝非铁板一块；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即南北之间，矛盾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本身又千差万别；此外还有一个大方面，就是伊斯兰世界，他们同西方国家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矛盾重重，这已成为当代世界新近突出起来的一个十分重大的现象。凡此种种，归根到底表明了：在“当代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关系全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一个动荡、分化和抉择的长过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难道还不是“诸子百家”？我看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范围的“诸子百家”！
总之，对于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于世界范围思潮激荡的长期存在，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有这种精神准备还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结果会是大不相同的。
所以，还是邓小平同志看得透彻，他说：“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他还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四）
说到这里，我还想顺便再就怎样估量战略机遇的问题，强调一个观点。我们估量战略机遇，当然要从国际、国内这“两个大局”的综合把握出发，但我同时认为，这里有一个变化必须看到，就是中国国内大局的分量在加重。尽管我们困难还多，但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大发展，中国还将继续大发展，这一条，本身就是世界大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将要获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最重要基础！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就要充分重视这一条，并且以此为根本立脚点，而决不能看轻，更不能淡忘这一条。
当前，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新启动为标志，打开新的境界。与此同时，国际大局也正酝酿新的重大变动。特别是以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并殃及全球这两件事为动因，国际范围的政经走向、力量对比、大国关系、地缘战略以至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还有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某些重大关系和模式，比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发达国家市场与新兴国家市场的关系，等等，似均在酝酿某种新的变动甚至重大变动。而我们的国内大局，包括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国际大局是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国际经验教训，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国际大局新变动而来的我国当前和中长期的因应之道，也已提上日程。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在新时期以来伟大成功经验基础上，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精神，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清醒地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以统一的把握和分析。
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之所以一再强调“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的深刻战略意义之所在。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一再强调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深刻战略意义也在这里。即使遭受了特大地震灾害，胡锦涛同志前不久在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初步总结汶川特大地震抗灾救灾经验时又重申：全党同志要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其深刻战略意义仍然在这里！
（五）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反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
总起来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的三十年，其所贡献的最有价值的新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一个“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当然是同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坚定地排除“左”、右干扰而获得马克思主义伟大新觉醒，避免僵化停滞而充满生机活力，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经过风险考验而不断增强，分不开的。
归根到底，这又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无比深厚的民族根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宽广深邃的世界眼光，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光荣革命传统。
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当年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家们，首先都是最忠诚的爱国志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经历千难万险，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信奉马克思主义、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同勇敢地承担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结在一起。应当说，中国共产党这样的特点和优点，这样的一个独特“基因”，从创党那一天起，就内在地蕴涵在党的肌体和灵魂之中了。也正因为这样，在八十多年艰苦曲折的战斗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克服国际共运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才有了独立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道路的大智大勇，才有了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大智大勇，也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智大勇。这样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不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气魄和求实精神，而且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和政治智慧。
当然，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双重使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把握时代特征，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包括研究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所以，我们在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的高度自觉的同时，又强调要以高度自觉向外国学习。而学习外国，归根结底是为了形成和创造中国自己的特色。有特色才有生命力，有特色才有竞争力。毫无疑问，对国际经验，我们还要继续老老实实地学习和借鉴下去；对中国特色，我们还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这也算是一条规律性认识吧。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其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才能成功，才能胜利；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前途，没有意义；离开中国实际和我们已经取得伟大成功的道路和理论体系，而去另外寻求和依傍别的什么主义和模式，没有前途，没有意义。
有八十七年奋斗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在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三十年中，形成了这样一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使社会主义能够充满活力从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并经长期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这实在是党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人民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这又一次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关节，仍然能够以自己的奋斗来代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前途，并且能够凝聚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奋斗来代表这个伟大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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