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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历史贡献与未来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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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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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年纪念。近日，党中央、国务院将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年纪念大会。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怎样的翻天覆地变化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我国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30年来我国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的公平程度，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我国已步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
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
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
另外，从社会发展来说，国民健康状况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就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几乎所有指标都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指标在1978年后继续加速改善：
一是国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根据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49年以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2000年上升到71.4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5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2.4岁，超过了世界平均预期寿命（67岁）。
二是国民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我国早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0～2005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稳定在99%以上；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88.6%提高到95%；小学辍学率在2005年不到1%。成人识字率不断上升，从1981年的67.1%上升到2005年的近89%，超过了2004年全世界平均成人识字率（78%）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成人识字率（77%）；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3年提高到2005年的8.5年左右。
从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也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化；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千百年来处于停滞状态的农民生存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变化增加了就业的复杂性。这些变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
进入发展型社会，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很大不同。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看，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需要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长期性的根本任务。同时，我国又是经济社会转型的大国，各项制度还不完善，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逐步实现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发展阶段提升与改革开放进程直接相关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轨大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升与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联。
我们从实践中看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30年市场化改革进程同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实现的。
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与30年前相比，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再仅仅是量的优势，更注重质的提高，其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控制力上；同时，在体制创新的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向市场决定的价格机制转变，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比重持续下降，市场调节价的比重不断上升。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格局也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所取代。30年来，我国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已由过去“一收就紧、一放就乱”的“一刀切”，逐步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微调”和“点刹”；调控手段也从过去依靠行政命令和计划手段，转变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灵活配合。
从2000～200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增幅看，GDP指数增长贡献率达52%左右，超过预期寿命指数与教育指数增长贡献率的总和。这表明，近年我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再例如，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表明，1987～2005年，在我国经济年均9.5%的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达3.8～4.2%，远远超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1%和发达国家3%的贡献率。这表明，由市场配置资源引发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与30年国际化进程相适应。
对外开放在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变化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外开放，我国成功地抓住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提高自身发展能力。
对外开放弥补自身发展资本不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自身发展资本不足，但在短短的16年间（1978～1994年），实现了从资金不足到资金相对充裕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外开放利用外部市场缓解就业压力。我国的就业压力比较大。通过对外开放吸纳劳动力，在过去30年中一直发挥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以纺织业为例，2004年国内纺织业现有直接就业者1900万人，出口企业3.5万家，其中就业者约630万人，每出口1.5万美元，就创造1个就业岗位。
对外开放有效推动了国内体制的改革进程。30年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全方位的、制度性的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内体制的变革。我国在实现经济管理职能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立法司法体制改革等战略目标的同时，也在推动其他各项配套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如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等。
同时还应看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伴随着社会转型进程。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是在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发生的。
社会流动带来社会活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速度加快。1990年，我国流动人口数不足3000万。到了2006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超过1.3亿人。规模庞大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一方面每年为城市创造巨大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消费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利益分化既带来贫富分化，又带来发展动力。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利益主体开始多元化，利益分化趋势明显。这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利益分化直接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最高20%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20%的差距，从2001年的3.81倍扩大到2007年的5.50倍。另一方面，在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利益分化又带来了发展的动力和改革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中的“自我归因”的文化，使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激励中低阶层向上流动。客观地说，没有这种利益分化带来的发展动力，我国经济发展不可能如此高速，改革也很难获得最大限度的支持。
公民社会初露端倪。30年来，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其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从民间组织角度看，30年来，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大大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民间组织的合法性日益增大。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为35.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9.4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2万个；基金会1193个。
新阶段:两大矛盾变化与两大主要改革任务
步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改革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实现历史性提升，社会矛盾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
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是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一大矛盾。
第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一方面，尽管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
第二，环境条件的日益恶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当前我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我国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全国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也指出，当前我国环境损失占当年GDP总量的3%，如果不改变现有发展方式，2020年将上升到13%以上。
第三，资源环境压力开始成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例如，目前我国新增的上访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环境问题相联系，2007年上半年国家环保总局的来访比上年同期增长26%；再例如，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与环境问题直接相关。
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是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另一大矛盾。
第一，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中期以前的5年的支出规模。这些满足公共需求的支出在个人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第二，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公共需求主体快速扩大，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逐步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项目不断扩大，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及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首先，满足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缓解收入差距。其次，满足基本公共需求对新阶段反贫困具有重要作用。再次，满足基本公共需求有助于扩大消费，促进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样两大矛盾，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从新阶段矛盾变化的现实看，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首先，应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当前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理顺资源环境的体制机制。现在资源价格体系既不反映市场需求程度，也不反映市场供给状态，这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此外，环境制度的缺陷使得环境的外部成本无法内部化。只有尽快解决制度安排问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有较好的制度保障。
其次，要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理顺资源要素价格，提高市场化程度。当前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偏低。因此，新阶段的改革必须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从现实情况看，如果没有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宜尽快理顺能源价格。此外，垄断行业的改革和价格改革联系紧密，资源要素的价格管制一旦放开，垄断行业改革必须加快推进。
再次，要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面对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首先，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我国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和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力争在2010年之前，使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000万人。
其次，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当前，我国在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同时，需要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再次，加快完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基金承载着巨大的支付压力。为此，需要尽快建立健全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比较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及运行机制，以实现体系比较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目标。
第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公共就业服务是我国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仍将存在。不仅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突出，而且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和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全面凸显出来。为此，需要加快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公共就业服务。
近年来，我国关于改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有利地推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现实矛盾与问题看，还需要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坚实的体制保障。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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