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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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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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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的改革开放，既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传统发挥作用提供了极好机遇，也为这个古老民族追求伟大精神复兴，创造了极好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着眼于未来更好发展而回眸过去30年，理所当然包括了对中国发展精神因素的提炼。在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每一样都至关重要，弥足珍贵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成功因素多种多样，有国内和国际环境的作用，有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推动，有文化和制度成因的刺激，如此等等。而“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对30年的改革开放贡献巨大。这种因素，是中国发展的主体——中国人民身上活生生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追求，是他们的性格、习惯和精神气质。作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争取自由幸福伟大历史进程的最近阶段，30年的改革开放既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传统发挥作用提供了极好机遇，也为这个古老民族追求伟大精神复兴，创造了极好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着眼于未来更好发展而回眸过去30年，理所当然包括了对中国发展精神因素的提炼。
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有许多方面和层次，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这些精神因素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思想领域最迫切的任务，是寻找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无论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还是尊重人民群众的幸福追求、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巩固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所有这些，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都特别重要。
进入19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速发展。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各方面努力奋斗、开拓创新、战胜困难的结果，同时彰显了中华民族久经考验的民族性格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广大普通劳动者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是我们经受住国际、国内风浪考验的重要基础。前无古人的改革事业同全球化浪潮相遇，激发了中华儿女的创新激情，也升华了古老民族记忆中的忧患意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既大胆尝试、勇敢闯关，又虚心学习、认真总结；既在辉煌成就面前居安思危，又在风云突变之际沉着应对；既努力降低改革成本并争取更大收益，又广泛借鉴海外经验并使之适应国情。尤其是，凭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为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崇高使命感，党领导人民不仅勇敢地突破原有发展模式和习惯思维方式，而且及时地把特殊条件下的改革成就转化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历史考验的理性承诺和制度安排。这些努力和成就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品质，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种情况下，原先非常突出的“发展不足”问题有所缓解，而原先尚未引起普遍重视的“发展不当”问题，一方面在有些领域更加严重，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也具备了更好的物质、社会、思想和精神文化条件。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改善而不仅仅是生活标准的提高，关注精神生活的质量而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水平，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的维护，关注整体的生活意义和终极关怀，而不仅仅是局部的利益满足和价值实现。这些变化，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精神效应，也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神条件；这些变化,既有利于对中国的发展目标做出更加全面协调的理解，有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的发展目标达成更恰当合理的共识，同时，也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精神条件和精神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国各阶层人民的精神世界，他们对自己现在生活的感受和评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和理解，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信心，也对我们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和亟待解决的任务。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续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我们要大力提高中国发展的主体——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境界，以此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境界。
在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推动发展的精神动力，成就发展的精神品质，提升发展的精神境界，每一样都至关重要，弥足珍贵。
30年前改革开放的启动和起步，有赖于发展主体的精神力量；30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发展的精神动力更加必不可少。发展的可持续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主体工作动力的可持续性。坦率说，实现和推动改革发展的一大动力，是人们的物质欲望；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肯定合法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物质欲望人皆有之，但只有适当的、合法的物质欲望才能推动发展，因此，发展阶段越高，越要把合法的物质欲望当作有待倍加珍惜并细心用好的宝贵资源。在较低阶段上的发展，主要依靠物质欲望就够了，但超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就必须在物质欲望之外发掘新的动力。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这样一种宝贵资源。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精神文化需求既是消费者需求的持续来源，也是生产者和经营者行为的主要动机。学校教育、文学艺术、舆论宣传等等领域工作的重要目的，就是开发和培育精神文化需求这种高层次发展动力。
我们既要对自身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作出解释，更要对未来的发展前景给予展望，为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各领域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更要发掘广大干部群众身上宝贵的人性潜力和精神品质。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忧患意识，就是直到当今时代依然宝贵的精神遗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把日本文化归类为“羞耻文化”，把西方文化归类为“原罪文化”。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堪称“忧患文化”，也就是《易传》所说的“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精神，乃至《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意识。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这既是对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的总结，也是对今后发展中进一步发挥这一精神因素作用的期盼。现时代是一个“风险社会”或“全球风险时代”，在这个时代,“忧患意识”比“原罪意识”和“羞耻意识”更为重要。把传统“忧患意识”与现代“风险意识”结合，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忧道”，而且要“忧贫”；不是消极地“克己复礼”，而是积极地“与时俱进”，视风险为挑战，变挑战为机遇。
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绩的今天，发展的精神境界至关重要；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发展的精神境界同样重要。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政协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都以一种“慎终追远”的方式诠释了新中国成立、新中国今后发展的深远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当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的时候，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全体代表向已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的时候，当今年汶川大地震举国上下向地震死难者默哀的时候，当今年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深远的精神意义，它超越具体任务，超越特定世代，超越日常追求，而达到一个如李大钊所说的那种境界：“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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