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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理论界重要讨论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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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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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30年来，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理论界，围绕中国发展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上海的发展乃至党和国家的全局性工作作出了重要的思想贡献。
改革开放初创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正式启动的标志。作为三中全会理论前奏的，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体现于这一讨论在具体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的继续与深入，即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问题的讨论。
1、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上海
上海理论界关于“实践与真理标准”的讨论，始终强调“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从而始终保持“真理标准”讨论本身具有的思想解放的力度，任何可能削弱或淡化这种思想解放力量的观点都会遭到理论上的反驳；同时，又从一开始就坚定地维护“真理”的客观性，避免将实践与理论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从而避免陷入一种可能导致怀疑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抽象“实践”观。
2、“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
上海理论界在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中，是发其先声的。1978年1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怎样理解斯大林对这个规律的表述》，《复旦学报》也在同时期发表了一组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主题的笔谈文章，在全国较早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围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大讨论。
与1980年12月全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的情况相比，上海理论界的讨论力求从当下中国的客观现实出发，特别是从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和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复杂状况出发，来考虑“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及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的重点方向。不仅明确要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来考察“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时将这种考察与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的思考联系在一起。
上海学者还参与了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要体现在司法方面，还要体现在立法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对一部分公民讲平等，应该对一切公民讲平等。
改革开放攻坚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吹响了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的号角。
1、“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与讨论
这一时期上海理论界开展了关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讨论，上海学者普遍认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是对我国经济社会现实的正确反映，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但在学者们的观念深处仍然将“计划”与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看作是性质上密切相关的事物，因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渡”性质，强调“计划调节”之于“市场调节”的主导性地位等等。
2、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讨论
上海理论界较早涉及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性质定位问题。十三大前后上海理论界开始就这一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探讨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本内涵，是学者们首先关心和着力阐发的主题。学者或是着重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的角度出发，来阐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的内涵；或是直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作正面而详尽的阐述，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特征”不仅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应当包括“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关系在内。
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
上海理论界在全国率先展开了对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初步取得的最突出成果，是李君如1991年6月5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章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为一体，是“由其独特的观念、制度与道路（实现途径）等多重形态综合构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提出，“充实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抓住了“中国革命‘下篇’文章的主题”。
改革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阶段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直接推动下，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了一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历史时期。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讨论
在这一时期，上海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展开了多种形式、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围绕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断，上海学者一方面着眼于“市场经济”与一般“商品经济”的关系探讨，充分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和根本差别；另一方面，又着力阐发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与“社会主义”尤其是“公有制”之间的相容性，并在此基础上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与实现环节作了积极的探索。
在高度认同和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的重大历史意义的基础上，上海理论界讨论的另一重点是：“市场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社会主义”是否以及如何可能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2、关于“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
在关于“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中，上海理论界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作为对“经济腐败”、“道德滑坡”等问题的反思与反拨，1993年底上海学者在全国率先发起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既是对“消极”社会现象的“反拨”，也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工程的背景之一。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与讨论
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都获得了极大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正是在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积极应对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上海理论界对党的这一重大创新理论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从中涌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至2003年间，相关专著就发表了30多部，相关论文达上百篇，集中研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地位、科学内涵与理论体系、实践基础与指导意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十六大之后的5年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引领中华民族更加自信、更加从容、更加稳健地前行。
1、“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与讨论
自2003年底至今，上海理论界围绕“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意义、理论体系、具体内涵和如何贯彻落实等方面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相关课题组提出，科学发展观阐明了中国发展的时代内涵和世界意义，标志着中国发展战略思维的转变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并认为，十六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关键”之为“关键”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什么样的发展”代替了“要不要发展”，成为全党、全国甚至国际舆论的中心话题。
2、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讨论
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上海社联便广泛发动各个学会和社科界专家学者，组织了专题征文，并于2005年9月底集中举行了大规模的理论研讨活动。同年11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以“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大型理论研讨会。
从2005年起，“和谐”这个关键词已经连续3年成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的大会主题词之一。据不完全统计，3年来，上海理论界出版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相关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如何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决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是上海理论界始终关注和努力阐发的问题。
在“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主题之外，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理论界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方松华姜佑福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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