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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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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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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外学者称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中国奇迹”。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就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成就、问题、世界影响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评价，虽然其中的一些看法并不准确，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应当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国外学者是难于做到全面而深刻的判定的，因而如果不拘泥于“全面性和深刻性”来要求国外学者的研究，我们仍然发现其中的不少研究和结论，是可以参考、借鉴的。
第1部分关于改革开放与“中国奇迹”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地位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短短30年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繁荣发展、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孤立到全球交往的历史性转变。
●墨西哥学者韦利娅·埃尔南德斯：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传媒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韦利娅·埃尔南德斯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法国索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在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副校长阿诺德·万·齐尔教授说：“30年来最震撼世界的国家无疑是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强烈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变。”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著、惊人
在国外学者看来，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低开放、低收入的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对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星球”。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颇有同感地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著、惊人。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这样的成功。”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西瑟斯·德里克(ScissorsDerek)说：“30年前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无足轻重，过去30年的发展带来了中华巨龙的腾飞”。
●英国学者阿塔尔·侯赛因：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于崩溃的经济，而且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生活还停留在缺吃少穿的阶段，今天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但在改革开放10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约兰达·特拉帕加·德尔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间，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现在中国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看来，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逐渐分离的过程。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就是社会领域不断分化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分化，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结果。中国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中国每年有数万年轻人赴西方大学深造，数百万人在本国大学学习，包括学习英语。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受到了西方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国际化。他说，中国年轻人跟西方同龄人一样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好莱坞大片、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美国的电影和体育明星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本国。中国有的城市还准备建迪斯尼乐园。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爱情婚姻等。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不少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的村民选举、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他们注意到，中国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Shambaugh)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
大多数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发展迅速，而且其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自1986年以来，先后访问中国25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30年来，中国科技界在纳米、超导、古生物、航天科技等方面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中国科学家站到了世界前沿。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科学家更加自信，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更强，中国科技发展的前景更辉煌。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可能成为科技领先者。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为全球第一，甚至超过北美用户的总和，而且多是年轻人。中国还拥有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中的15台，成为仅次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大国。中国培养的科技人才比西方多得多，每年达64.4万，比美国多三倍。“中国曾经是创造了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它的科技创造力有可能突然爆发出来并一举成为众多现代科技领域的领先者。”
第2部分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和经验
外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三大经验”：第一条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为改革培育土壤的作用；第二条经验是，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改革，不像俄罗斯照搬西方经济教条；第三条经验是，政府推广政策时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正是这种渐进性改革保证了理论上的全面性和实践的实验性能够结合在一起。季塔连科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美国学者齐迈克：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并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诸实施。“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开放经济特区，打破国营独大的所有制模式，鼓励人们自由择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出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取消人民公社，关闭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大批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这一项接一项的大胆尝试和重大措施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所以他说：“尽管一些西方人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我认为它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有效的改革措施值得充分肯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俄罗斯专家皮沃瓦罗娃：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
新加坡的郑永年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俄罗斯学者皮沃瓦罗娃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这符合世界潮流。
●瑞士学者胜雅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深谋远虑的政策
在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的欧洲著名汉学家、瑞士比较法研究所胜雅律（HarrovonSenger）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如今已持续３０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第3部分关于改革开放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际影响的加大，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前不久于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媒体注意到一个细节：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以晚宴款待各国领袖，每次与客人合影时布什都站在左边，唯独与胡锦涛合影时，是让胡锦涛站在左边。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目睹这一幕。他说，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变了，“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此次峰会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指出，在这次被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峰会上，最吃香的是中国。法国《世界日报》12月3日发表达尼埃尔·韦尔内的文章，指出“世界重心”正在“向逐渐取代西方位置的亚洲迁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谓是二战后第二大最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
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既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中国制造”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受益。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可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如果要排列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有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那么除了冷战结束，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排在第二位不会有争议。
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豪尔赫·马莱纳说：“国际社会和发达的北方国家为了使中国利用经济繁荣来缓解危机而赋予中国的主角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繁荣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格局都会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对中国30年的发展有一段概括性看法。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个诞生过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古老国度，如今已经屹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但她从未有过野心，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在奥运会之后，我相信中国人民还会以平和心态面对世界，不骄不躁，踏实工作。”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会“全球化”，而世界也会“中国化”。他说，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来看，它能够成功吸收其他文化的元素，使其自身文化得到充实和巩固，但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彻底改变，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像改变中国经济那样在未来彻底改变中国文化。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这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指出，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一直“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项策略是成功的。但如今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当前世界经济急需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已不适应需要。中国必须在新的国际管理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中国不能再逃避。”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篇题为《下一步，中国会让整个世界安心》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许多人一起击缶和打太极的场面……其主题是和平发展。但中国人还应当继续努力，不应该表现自己的民族优越感。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表示，中国不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警察。他认为，首先，世界现代史已表明，只有一两个警察来管理世界是管不好的。就算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目前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目光远大，中国哲学的精髓是谦和。儒家突出一个“和”字。历史上，中国没有殖民地，没有境外驻军，尽管中国曾有过这样的实力和机会。所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第4部分关于“中国模式”及其意义
国外学者认为，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说明中国的成功。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解释。几年前，“北京共识”比较流行，近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关注。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
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恩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模式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
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又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3）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
第5部分关于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目前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
●日本学者宇野重昭：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国外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建设美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中国目前应当利用扩大内需的机会，尽快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基础。没有保障体系，内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拉动。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价值缺失，需要引起充分注意。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经济改革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强传统道德,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泽菲林·迪亚布雷：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必须充分考虑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认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他指出:“在经济转轨的初期也许还可以容忍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WillemvanKemenade)认为，“保持稳定”既是中国政府此前3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今后将面对的最大挑战。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尽快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纠正社会不公。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以极其宏大的视野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如贫困与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环境恶化、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挑战、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等。他由此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对现有的道路进行改进。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强调政府应该在根本上提高效率和消除腐败。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俄罗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都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走向产生影响。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遭遇来自大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但却存在隐性风险。比如,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加强,世界的传统领袖(美国、欧盟、日本)决不会在自己控制的市场空间对中国让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中国”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必然受到他们来自各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这种威胁作出正确的反应。当然,西方世界也不希望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的中国出现混乱。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在高层建立合理的机构和机制，以应对各种风险。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作者：杨金海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秘书长、研究员；吕增奎系中共中央编译局信息部博士；郭兴利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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