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现在有两种声音呼唤得特别响亮，一种是中国一定要加入WTO；还有一种声音是说，中国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特别低，怎么摆平这两者的关系呢？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梁能教授，请他给大家讲一讲，谈一谈。好，有请梁教授上场。请坐。

主持人：就请梁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叫做《WTO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好，有请。

梁 能：讲一讲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WTO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这个屏幕。大概想讲这么三大层意思。

    第一层就想对现在，平时讲得比较多的，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一些常见讲法，我想讲讲我的看法，也算一点批评。这里面讲，在国家层次上，对于国营企业或者中国国有企业，他们怎么提高竞争力的一些常用说法。然后再想讲一讲，在企业层次上的，应该进入世界货币组织以后，可能有什么影响，然后想讲两个例子，中国企业怎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个作为反面例子，一个作为正面例子，都是在上海，因为我对上海比较熟悉。下面我就讲在国家层次上，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会有什么影响，讲这个之前，我想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现在讲全球经济一体化讲得都很多，各种各样的讲法都有，我用的是这么一个框架，我们说世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讲了国与国之间，这么三种联系方式，第一层上面这个方框是国际商务活动，比如说进口、出口，比如说技术转让，比如说企业跨国投资，这些商务活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就体现在国际商务它的量和它的在世界所有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第二个是国际商务活动它的组织方式，国际商务现象本身，历史上自从有了国家就有国际商务活动，从丝绸之路，很早就有外贸，这个本身并不稀罕，我们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就是这种国际商务活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国际商务一般是外贸活动，是企业生产以后，一个调节余缺、一个互通有无，这么一个纯粹流通过程的过程，而现在已经发展到生产领域，整个生产是在全球组织中进行的，由跨国公司来组织，企业与企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大量的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活动，在跨国公司的框架中进行，这是第二层。

    第三层讲WTO，就是讲国际商务的体制，它有很多游戏规则，我觉得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发生最大的、变化最大的大概就是这一块。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国际商务活动，现在世界经济活动发展这么快，市场已经全球化了，生产也全球化了，但是这些市场营销和生产活动所依据的这些法律、游戏规则大量的还是民族国家的规则，很多时候就造成很多矛盾，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讲，我们现在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全球经济和一个民族国家制度的这么一个矛盾。很多重要的行业，都已经是全球行业，你说计算机行业，你说电讯行业，你说医疗行业，所有的重要行业都是全球行业，它的范围都是远远超过一个国家的范围，但是现在的管理，政治上还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体制，实际上是民族政府，它当然要考虑民族利益，然后民族政府的利益跟全球经济发展的利益未必会一致，造成很多的矛盾冲突，世贸组织就是形成这么一种，国与国之间、政府之间协商按照全球经济的规律来组织协调全球经济的活动。

    这样对各国政府也有很多要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1967年有一条油轮，Carri Marter它载了20万的油轮，在英国和法国海峡的外面，由于造船的船主，他只想赚钱，船的钢板用得非常薄，然后这条船在英法海峡外面一断，断为两节，20万吨原油全部泄入大海，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当然就要追查责任了，一查责任矛盾就来了，这条船，造船是在美国加州，造完这条船是租给了英国的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租了这条船以后，它是在利比亚注的册，挂的是利比亚的国旗，船上所有的船员都是雇的意大利船员，你说该谁负责，官司没办法打，最后英国政府也很聪明，它就扣了这条轮船公司的另外一条姐妹船，它到英国的时候把那条船扣下来，说你解决问题以后才拿走，最后是找了保险公司赔了一笔钱，象这样的官司，所有的，象环境保护、象将来的移动电话的频率，频道的分配，这些事情都需要政府之间协作，而世界贸易组织，就会开始做这么一种政府之间，经济、管理、体制的协调的这么一种角色，对中国的影响我觉得很大也会在这一块。

    下面看一看国际商务活动，大概的讲吧，有一个大规模、大概念，现在世界上大概20％的全世界的产出，大概有20％是出口的，全世界的产出中有25％是由跨国公司生产的，比如中国有摩托罗拉、有朗讯等等，全世界产出的25％是跨国公司生产的，把这两者之间的重复部分剔去，大概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活动现在已经是国际商务活动了，现在外汇交易量每天是达到1万亿美元，这1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英国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它的一年的国家生产总值大概，是9600亿美元，外汇一天就是1万亿美元，每天1万亿的市场跟一个民族国家9600亿的年度国民生产总产值相比，如果一个国家中央银行想跟世界市场对抗的话，谁赢谁输是很明显的，这是规模。另外从深度上来讲，原来世界贸易十八世纪以前，大量的进口原材料，然后销售成品，中国的丝绸、英国的茶叶，生产国家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独立完成的，但是现在的外贸大量的进出口的都是中间品、制成品，然后再到其他地方把它组装起来，现在你买一台计算机，它的芯片可能是在美国的硅谷，它的模板可能在台湾设计，它的硬盘、它的扬声器可能是来自七、八个不同的国家，最后可能在新加坡组装，整个生产过程已经全球化了。另外还有比较重要的就是，现在国际商务的发展速度，过去30年世界经济的产出，就是全球GNP的增长速度大概是每年3％，然后外贸的增长速度大概是每年5％，就是国际商务的增长速度比国际产出的增长速度每年大概要高2％，如果按这个速度推算，现在三分之一转入国际经济，20年以后，2020年世界经济的一半，50％都会直接卷入世界经济、卷入国际市场，如果再算上对这些跨国公司的供货、技术转让，这个比例还要大得多，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化、一体化，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一个大背景，国际经济的范围。

    第二个谈组织，现在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如果把跨国公司也作为一种实体来算的话，世界上80％的国家，它的国民总产值低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比如说波兰，它一年的国民总产值大概是六千亿，但是通用汽车它一年的总产值大概是一万二千亿，所以一个波兰只抵得上半个通用汽车，它在全球，象跨国公司，它所负担的作用，它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企业的国外资产，大家可以看一看，美国的城市银行，51％的资产是在国外，吉力刀片66％，世界跨国公司100强，平均41％的资产是在国外，美国的跨国公司平均大概三分之一，全球的产销活动讲到这些。

    进出口，美国的出口80％是由跨国公司出口的，中国的出口40％是跨国公司，世界贸易40％是由跨国公司来组织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它是国外贸易、国际贸易，但是这个出口可能是IBM的美国分布向IBM的中国分布出口，既然是在一个公司的体系之内，这个价格就不是市场价格了，IBM的总部可以决定，根据中国的税率和美国的税率在哪儿交税最有利，然后它可以决定，我把中国的成本价打高还是打低，最后决定税体现在哪一部分，就是整个国际贸易被纳入跨国公司体系之内，对怎么交税，对大家就业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基于这个形势，现在中国要进入世贸组织，很多人就很担心，进入世贸组织以后，所有这些跨国公司，象通用汽车、福特，它那么大，都进入中国来，中国怎么跟他们竞争，比如说中国的制药业现在90％的西药都是仿制的国外的药品，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要保护知识产权，不能在无报偿的仿制国外西药了，今后这些药厂怎么生产，再加上中国的国有银行负债那么多，跨国公司，花旗银行一进来，原来它被限制于只能做外汇业务，现在它也能做人民币业务，它也能在中国到处开分行，它的工资那么高、管理那么好，大量的优秀人才都会流到跨国银行去，中国的国有银行怎么生存，这些问题都很实在。

    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是有很大的片面性，我想看一看，如果说进入世贸组织，要求中国来保护民族企业，我们先不说好不好，第一，我们先看看可能不可能，如果保护民族企业。中国企业，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一方面是改革，另外很大的一条腿就是开放，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进出口总额是210亿美元，中国的国民总产值那一年大概是2100亿美元，占的比重大概是10％，中国经济10％依赖于国外市场，这个比重1988年上升到26％，到去年已经上升到37％，不管是出口产品依赖市场，或者是进口原材料依赖国外市场也好，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已经到30％，三分之一以上，即使要保护民族企业，这也很难做到，在这么开放系统之内，如果要保护民族企业，要用关税、要用配额来保护的话，可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一，即使要保护，我觉得也不可能，第二，即使说我们有办法，有这个能力来保护，我们能不能保护，到底该保护谁，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请大家来看这么六个例子，第一个企业，我们来看几个，看股东；第二个看产地、就业；第三个看销售；第四个看产品的研发。

    第一个企业，假设它的股东都是在中国，它的产地和就业都在中国，销售也在中国，产品研发也在中国，这样当然是名副其实100％的民族企业，但是这样的企业在一个高度分工的世界，样样都要自己做，肯定做不到世界第一，在高度分工的世界，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这样的企业，虽然是民族企业，要保护它肯定进入不了世界的前列。

    第二种企业，它的股东是在美国，但是产地、销售、研究、开发都在中国，这样的企业如果说我们把利润看作是企业国籍的限定方法的话，这样的企业把它算是美国企业，股东是美国的，好象不应该保护这样的企业，保护这样的企业就保护了美国的股东，但是想一想，这样的企业，它的研究开发是在中国，它的就业在中国，它创造产品是给中国的消费者提供了方便，然后由国外的风险投资来承担这个风险，为什么不保护这样的企业？

    第三类企业，它的股东和研究开发都在美国，产地销售和雇员都在中国，大家有穿耐克鞋的，就是这个模式，耐克的股东大多数在美国，耐克的球鞋，它的研究开发在美国，但是它在中国生产，也在中国销售，从创造就业来说，这样的企业很不错，创造很多就业，销售来说也好，也便利了中国消费者，但是从科技的进步，中国管理技术进步，从利润的分配来说，对中国并不是很有利，这是一个如果以就业标准、以销售标准来算，这是第三类，第三种情况。

    第四类，它所有都在美国，股东、产地、销售都在美国，最后研究开发在中国，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尤其软件业发展以后，很多美国企业把软件开发，中国象北大这样优秀的大学生非常多，语言也好、数学也好，做研究开发非常强，把中国开发的研究成果拿到美国去生产，拿到美国销售，为美国的股东盈利。我不知道中国的数字，“柯达”它雇了一大批莫斯科的，原来研究飞船、研究火箭的科学家苏联原来这方面很发达，它有很多高空摄影的，研究胶卷感官技术的技术家、科学家，苏联崩溃以后，俄国经济非常困难，没有力量再做这样的事情了，“柯达”花了非常低的价钱，每个月100美元雇了这样的科学家在莫斯科给它做研究，然后把这些研究成果拿到美国，再制成产品，全世界销售，这也是一种企业情况。这样的企业如果说从股权、从就业来说不好，但是对发展中国的，或者所在国家的科研力量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第五种，它的销售在中国，其他的股东、产地、研发都在国外，这是一般的进口模式从这样的企业来说，一般是不符合我们常规意义上讲的民族企业的标准，因为它除了销售在中国，就是进口，一般说进口，他就赚了中国消费者的钱，这样的企业肯定不应该保护，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比如说大家都是学生、是老师，我们现在用的所有教材其实就是个模式，所有这些教材的写作，大多数教材写作是国外的，研究开发在国外，它的印刷在国外，这些教材的开发、它印刷所需要的资金也都是国外的，这样的企业如果不保护，对我们中国的技术发展、对中国教育质量的提高，恐怕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最后一类情况，它的企业的股东在中国，研究开发在中国，但是在美国生产，在美国销售，如果鼓励这样的企业的话，对中国的就业机会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中国的消费福利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可能会有很好的作用。比如说“海尔”，它到美国开厂，就是这个模式，它的股东是中国的，研究开发还在中国，然后到美国开厂，雇美国工人，在美国销售。

    如果说我们要保护民族企业的话，大家看看上面六类，到底哪一类算民族企业，都不好说每一类，保护哪一类都有它的问题，也都有它的好处。换句话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全球经济开放的体系中，再用民族经济这个概念，再用民族国家作分析单位，来作为政策制定依据的话，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原来一般讲保护民族企业，还大量的讲中国国有企业，这层联系，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跟中国原来这批国营企业，中国原有的所谓民族企业，它的利益，已经是，联系已经很微弱了，更多的，中国人民的收入社会将来会取决于它是什么样的公司在中国经营，至于这个公司它的国籍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起点时候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其他国家，这个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

    讲两个例子，如果说企业要改善经营环境的话，中国企业怎么跟国外企业竞争讲两个例子。大概是1991、1992年，肯德基进入上海以后，上海的新亚集团搞了一个产品跟它对抗，说做鸡嘛，中国人从来就会做，用不着你美国人来教我们怎么做鸡，然后就搞了一个“荣华鸡”，他的老总怎么做的呢？跟他开了一个座谈会，他是口袋拿了一个怀表，塞在口袋里，然后到肯德基去排队买鸡，然后站在那里看他们怎么炸，然后看他们放进去以后，到15秒往后边翻了一下，到第24秒往右边翻了一下，最后再翻过来一下，就这么掐着秒表，看它的油炸时间，估计它的的油炸温度，然后自己搞了几种调料，做了油炸鸡，当时是荣华鸡的一个产品，上面一个鸡腿，有中国人比较喜欢吃的罗宋汤，还有一个咸菜炒毛豆，上海人最喜欢吃的，还有一个酸辣菜，从口味来说，绝对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价格也比肯德基要便宜，但是他的思路，他的竞争优势是从产品优势来的，他把他的精力花在产品研究上，去模仿他怎么造产品，没有从管理角度去想，这个企业过了大概三年，经营不下去了，没有办法跟肯德基竞争，虽然它的初始成本低，但后来发现他在内部管理、顾客管理、市场、广告，觉得不行，后来这个企业大概就剩了一家，不行了。当时是作为中国民族品牌的一个样板，在很多媒体上作了大量宣传，它没有做下去，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反面例子，从产品角度来把跨国公司就作为一个产品优势的一个载体，这种看法很片面。

    第二个是上海新亚大包也是上海的新亚集团，它在荣华鸡做了失败以后，促使这些领导人对他的经营方式，对竞争优势有了一个反思，他发现竞争优势，产品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产品背后有很多深层的管理东西，新亚集团也是跟肯德基的中方合伙，合作伙伴，在肯德基1991年进入上海以后，它在合作过程中，大量地学习肯德基的操作方式，发现肯德基的优势不是来自于产品，而是来自于它的管理制度，新亚集团的老总跟我说，他说，上海新亚集团是上海旅馆、餐饮业的一个最大的集团，下面国家级的特级厨师大概有几百名，原来的锦江饭店，从毛主席、周总理到现在的江主席都是他们做的菜，要说产品开发能力，吃的口味，肯德基绝对比不过它，但是我们原来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这些名师，他都是手艺化的生产，他教徒弟没办法标准化，我如果昨天晚上多喝了一口酒，今天的口味可能不一样，今天早晨如果我多吃了一块豆腐乳，我口味又不一样，所以每天烧出来的口味是不一样的，原材料也标准不一样，即使同样的名师，他烧出来的菜今天跟明天不一样，他教出来的徒弟，张三跟李四也不一样，就没有办法大批量生产。他发现肯德基它的真正优势是在于它产品背后的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比如肯德基规定它的鸡只能养到七星期，一定要杀，到第八星期虽然长肉长的最多，但肉的质量就太老，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然后上海新亚集团建立一个中央厨房，把现在所有的新亚大包，所有调料，用多少味精，用多少菜，用多少肉，什么地方产地都标准化，都量化，有一个中央厨房跟肯德基一样，所有的制作都在中央厨房，全都标准化，制作完以后，半成品，然后到店里再加热、再蒸、再卖，这套制度，它在肯德基的制作过程中，肯德基大概有这么厚的一摞操作手册，从怎么选调料，什么时候送货，这一堆，每一项都有详细规定，它把这套操作手续学来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中国企业对中国人口味的了解和大量的一级厨师，这两个一结合，短短的三年之内，它从一家开到八十七家。前一个星期，肯德基的中国总管到北大国际MBA来讲课，他也承认，现在对他们已经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看到竞争优势在企业层次归根结底是管理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的从产品结构来看这里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所谓的国家竞争力，归根结底不应该落实在企业，不应该看企业的市场份额，或者看企业的第一、第二，而且归根结底在看，这样的竞争力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他的生活怎么样？他的生活质量怎么样？生活质量的提高速度怎么样？这才是我们讲，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出发点不能从企业角度来看，而要从人民生活水平来看，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要保护的不是国有银行，而是中国企业的贷款环境，我们要保护的不是高科技企业，而是产生高科技企业的这么一种土壤，这么一种商务环境。只有了这样的土壤、这样的贷款环境，中国的企业才能成长起来，而不能把眼光放在现有的所谓民族企业身上。

    将来的经济，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更新越来越快，如果把我们的正确着眼点，放在现有的国营企业、现有的民族企业上面，不管从政府财力也好，从具体保护措施也好，比如说我们讲到研发、生产、销售、股东，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保护的重点、着眼的重点应该是企业的经营环境，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政策最有利于改善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最有利于吸引全世界最好的企业到中国来生产、研发，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肯定会加强。

主持人：好，谢谢梁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