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早在100多年前，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严复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贵自主说的是外交问题，说的一个国家应该独立自主，今天我们的话题不是它，我们的话题是说人权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请来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他现在坐在我的左边，他给我们带来的话题是，“法治的真谛是人权”，好，有请。
主持人：在正式请您做这个报告之前，我们现在有一个简短的交谈。让大家熟悉您的性情，我想了三个问题，第一，我发现您是1999年的时候，在山东大学做副校长，校长一级的干部，当年你只有42岁。结果2000年的时候，我没说错，2000年的时候来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徐显明：是2001年。
主持人：实际上徐校长在研究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是早于80年代中后期，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从那时候开始写了很多这样的文章，下面我们就仔细地聆听徐校长给我们带来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法治的真谛是人权”，有请。
徐显明：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把法治和人权结合到一起，讲法治，我想同学们应该和我的理解相似。就是说我以前有一个观点，我们全部的法学问题，或者全部的法律问题，实质上都是权利问题。
那么法治的第一个环节，大家知道是立法，我们是法典式的国家，那么立法是在做什么呢？在我看来，立法是在用国家的权力机关分配权利，它是一个国家的权力资源的配制过程。当然这是权利，一个国家权力资源的总量，是一个衡量，或者是一个常量，那就怎样合理地把这些权利资源配制到国家机关，配制到社会，配制到公民。所以这三者有一个比值关系，所以在我看来，立法就是在分配权利资源，那么这是法治的第一个环节。
法治的第二个环节，大家知道是执法，行政执法。我们大量的权利是需要落实的，所以执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落实权利的过程，那么这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就是我们所有的国家机关，所有的社会组织，所有的公民都要守法。守法是什么呢？守法是为了获取权利，只有守法状态下，你得到的权利，才是可靠的、才是稳定，才是能够受到保护的。
第四个环节我把它叫做司法，司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权利和权利发生了冲突。那么其中必定有一方，甚至可以说两方，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发生了权利损害，那么这个前提出现了，司法才成为必要。所以我把司法的过程，叫做权利的救济或者补偿的过程。那这样立法是分配权利，那么执法是落实权利，守法是获得权利，司法是救济权利。所以全部法律的环节都和权利有关，那这样的话，法律它的全部构成就是权利，当然它要附带义务了。那么整个法学是什么，这个在20年代就已经做出判断了，法学实质上是权利之学。那么从这儿做切入点的话，同学们可能就知道了，法和权利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权利当中，最重要的一类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人权，所有的权利，应该本源于人权，所以人权是一切权利的出发点，人权也是一切权利的最高概括。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的话，人权大概就是整个法学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大家研究法学，来学习法律。那么最终我想应当以一种志向，就去摘取这颗皇冠上的明珠。把这个作为切入点的话，法学、法治和权利，和人权，我想大概地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解，法治和人权实质上是一回事，法治它是表，人权是里，它的外在表达是一个法治，是我们见到的一个个的条文，那么条文里面当然有一定的价值准则、一定的组织安排、一定的制度遵守。那么它的里，它的本体，实际上都是为了人的权利而准备的，为了人权而准备的，所以在这儿我就把人权和法治当作同一个事物来理解。
从历史上看，我想我们学过法律史的同学，无论是学中法史的，还是学西法史的，你只要学过法律史的，那你都应该知道法治是怎样发生的。中国历史上的法治，这个中国争论最长久的一对思想就是人治和法治，在我看来人治、法治是水和火之间的关系，冰碳不能相容。当然中国古代主张人治的，有他的道理，这就是构成了儒家。那么主张法治的也有他的道理，就构成了法家，但中国还有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就是荀子，他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史，法后王，但他在法学上的贡献就是隆理重法，就是把法和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给予对待。隆是隆重的隆，隆理重法，他的思想到后世被董仲舒所继承，那么就变成了得主行服，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所以直到清代的时候，在梁启超那儿，才突然有一个发现，说中国两千年之学，不是儒学，不是孔学。实则荀学也，是荀子的思想，那么荀子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那么就是他的隆理重法，把理和法结合到一起，当然他还是主张以德为先，以理为高的，那么这就是荀子。
所以后来有人做总结，说把中国两千年的法治、人治之争就概括为，这就是梁启超的观点，人治和法治，他给它下了一个定义，说“圣法之治出于理”，圣人的圣，“圣法之治出于理”，凡是主张法治的，首先是建立在一种理性上，建立在一种价值观的判断上，然后说“圣人之治出于己，是以一己之思，一己之念，按照最高统治者的喜怒哀乐来治理国家”。完全是根据自己，所以梁启超就把人治和法治就区分开来。那么中国两千多年，人治和法治之争，包括到清代，也出现了人治和法治之争。像老乃萱就非常保守，当中国要举行律制改革的时候，他就出来反对，他还用的是儒家的思想。所以人治、法治之争存续了两千多年，在观念上，当然在制度上，我想追寻的是荀子的学说，那么涉及了“出理入行，离之所去，行之所收”，像这样的制度建立起来了。但是在这两千多年当中呢，我说中国的传统是缺乏人治的内核的。因为在这个传统里面，总是把人当作统治的对象来看待，就是说人的主体性问题，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当中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西方的传统，大家现在都在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也在读柏拉图的书。那么最早给法治做一个揭示，实际上就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法律，就是良法，那么第二条就是这个好的法律被普遍地遵守。这个时候，这两者结合起来，便构成一个法治，当然古希腊也有过人治和法治之争。他们认为，比较理想的一种治理方式是人治，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治理者一定得是一个哲学王，就达到圣化的状态，就是在他身上永远不犯错误，他永远是一个圣人，可是谁能保证统治者永远不犯错误呢，既然做不到的话，那就重新做选择。就莫不如选择一个制度，那么制度呢，它有稳定性，有长期性，有全局性。选择一个制度，最后大家觉得比较来、比较去，说制度的稳定性，肯定比人治要好。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所以大家选择制度的治理，那就是法治。所以在古代，在西方也有人治法治之争，但是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历史，我个人认为它的开创，应该是从1215年开始。
但是这个历史是英国开始的，就是法治的历史如果在西方寻找源头的话，应当找到英国去。法国的《人权宣言》200周年，在巴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纪念大会，那就是1989年了 。世界好多国家的政要都出席了，当时法国的总统密特朗很自豪地说，世界的人权是产生在我们法国，英国那个铁娘子一听就不高兴了，就不顾外交礼节，马上就站起来，因为对她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她说，不对，人权是产生在英国。那么这是人权史上的一个趣话了。那么这个撒切尔夫人为什么讲是产生在英国呢，就是我说的这个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
这个自由大宪章在历史上有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就是它开了一个先河，在1215年，这个自由大宪章之前，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法律和权利在设计关系的时候，都是法律要服从于权力，就是国家权力要服从于王权。就是1215年开始，这个自由大宪章开始，王权开始服从于法律，所以用法律束缚王权，是法治的开始。
那么什么时候国家权力不受法律束缚，什么时候便没有法治，什么时候法律束缚住了国家权力，使国家权力能够在法治的这个轨道上运行，什么时候就有了法治。每一个国家大概都应该是这样一个历史。所以我现在把法治和人权结合起来理解的话，应该是什么状态呢？就是用法律的方式，把国家权力和公民的权利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调协到和谐状态，使这两种权利和谐相处，那么大家彼此形成一种需要，国家权力它是以公民的权利为本源、为原则、为行使的最高目的，为宗旨。那么公民以国家权力作为自己权利的救助对象，在某些时候作为实现自己的权利的依赖对象。
那么这就是法治和人权之间的一个表，一个里的关系。一个是本源，一个是外在表现。或者谈谈人权的历史。那么人权的这个历史，作为汉字这个概念，它是怎样发生的，目前这一项研究，在国内可能还是一个盲点。大家读过另一本书，就是《人权概念的起源》，这个书写得是非常好的，我建议大家有时间去读一下。但是在这本书里面缺乏的是人权概念汉字是怎样发生的，所以我用了一段时间，也是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写了有五、六万字的文章，把人权概念的汉字起源，做了一个考证。
这是我到日本去进行合作研究的时候，一个成果。简单地说这个概念，是发生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大家知道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个话题说起来非常沉重。当然和香港有关系。1840年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受到震动最大的国家，如果翻开这一段历史去比较一下的话，我自己感觉并不是我们中国，而是我们的邻国。所以日本人整个都震惊了，因为在这之前，他们非常朝拜中国，他们把中国当作非常神圣的地方，一切都向中国学习，大家知道日本，它的文化、它的现代的文化，它自己本源的东西是很少的，所以那个时间日本的文化大多都取之与中国，它所了解的西方，只不过就是来自于荷兰的传教士的那种影响，但是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以后，日本举国震惊，所以这个时候，好多知识分子反省，那就说明汉学已经没落了，儒学不能再尊奉了，我们必须抛弃汉学，而选择其它学。那么什么学是最先进的呢？当时日本人了解，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的建炮中心，所以这个射程最远的炮是荷兰人造的，那么吨位最大的舰也是荷兰人造的，所以当时日本人就说，是不是有一种学叫“兰学”，荷兰的兰，兰学。所以一大批知识分子最后决定，抛弃汉学，转学兰学，那么这样的话，一些知识分子就涌到荷兰去了。
到了荷兰以后，他们才知道还有法国，还有英国、还有德国。所以日本人的眼界是通过荷兰被打开的，那么当时的兰学，成为日本的“显学”。那么到了荷兰以后，那么荷兰这个最有名的大学，当时叫莱顿大学。莱顿大学的法学院，当时正在开罗马的课程，也开法学概论，日本去了一个学者，这个人叫津田真道，他听了丁西尼教授的讲课，他把他讲课的所有内容，在回国以后，做了一个整理，写了一本书叫做《泰西国法论》，就是这本书里面，他第一次谈到了人权。那么这些留学西方的日本人，荷兰是单独的一个语种，带着荷兰语回日本，甚至后来到英国去、到法国去、到德国去。那么懂这些国家语言的人回到日本，怎样把他们获得的这些知识，获得的这些观念，转达给日本民众呢？他们当时非常苦恼，最后选来选去，还是要用一个办法，就是还必须借助于汉文，向日本人转达，所以他们就把西方的观念借助于汉字，就形成了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须臾不可缺离的那些概念，有个中国人留学日本时，有这么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统计，把西方的观念移借到东方来，然后借助于汉字表达的，大概是782个。像大家现在知道的像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政体、三权分立、甚至干部，群众、革命、经济等等。这些概念，都是这一时期，日本人把西方的观念把它带过来，然后用汉字把它概括出来。
大家可能看过那个一万日元的头像，一万日元纸币上有一个穿着日本和服，脸拉得常常的，大概比苏东坡脸还长，“昨日一滴相思泪，三天以后留腮前”，这个脸有多长。那么这个人叫做福泽谕吉，后来被日本称作东方的卢梭。他这一生有60多本著书，其中有和荀子的著作同名的一篇叫《劝学》，这个《劝学》篇里面表达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就是他把卢梭的观念用我们东方的语言来表达。
那么这个福泽谕吉，就把我们道家天的观念和西方的就是卢梭的思想结合起来，所以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叫做“天不造人上之人，也不造人下之人”，这个话就是卢梭所讲的，“人人生而平等”，就是把西方的这种“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用东方的观念表达出来。但是不要忘了他是用我们的观念，这就是把西方的一些人权思想开始介绍到东方，所以在世界人权史上，这几个年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建立了几个特别的独特的人权体系。第一个就是英国人，1689年，英国的权利典章，这是英国真正的人权立法的开始，但那个自由大宪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权立法，它是法治的开始，里面有人权的内容。
第二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1789年，1789年法国产生了人权宣言，这个宣言被称作人权的古典正本，后世所有国家在确立自己宪法的时候，都要模仿一下法国的《人权宣言》，大概2年以后，法国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就把它写到宪法的序言当中去了，成为一个最高准则；第三个“89”，就是1889，这个就是日本人在东方做的一个贡献，就是把西方的一些人权观念，在经过明治维新以后，把它系统化。在1889年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那么第四个“89”，就是1989，1989这一段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宪法改动风潮，所以有人说上一个世纪，在它的前半叶，地球是向左转的，大家都在学习一些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方式，甚至我在研究生存权的时候，研究生存权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些方式，挽救了垂死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学了社会主义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这种昌盛。那么到后半期，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右转的状态，就特别是表现在东欧这些国家，他们修改宪法，所采用的人权体系大多都是西方。所以在世界的人权史上，这四个现象，四个体系，需要大家去认真地思考。
那么日本人把西方的这些人权观念带回来，最早翻译的时候，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津田真道写的这本《泰西国法论》，开始把和身体相关的权利，它归结为一类，那么和公民相关的，当然他当时用的概念叫住民，和住民相关的权利它又归结为一类，所以在他书里面就出现了两类权利，一类叫做身体方面的权利，一类叫做住民方面的权利，这个书正式出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修改，和身体相关的权利，它就叫做“人权”，那么和公民相关的权利，它简化为“民权”。这两个概念是非常使人兴奋的。所以这本书就是我们汉字人权概念的一个起源。
这个概念产生了以后，那么对我们的影响有哪一些呢？梁启超先生对康有为有一个评价，他说“近世一些政治、法律术语，大多都起至西方，而移至东国。康南海先生乃民权简史首创第一人”。所以梁启超、康有为、胡礼垣、甚至魏源，那么这些人都是早期，比较早地接受了就是来自于东方的这种人权观的人。那么这一段时间，大概就是中国戊戌变法以后，一直到我们法律改革之前，这十年左右时间吧，人权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所以梁启超先生就讲，说近代中国的变革实际上是在三个方面进行的，一层一层地往前推进，那么最早的变革就是1840年以后，我们进行的是器物变革，我们的技术落后于西方，所以到西方去学人的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
第二个阶段是学制度，是必须用新的制度，然后再结合这个新的技术，那么这时候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觉醒，这就是大家后来所知道的，我们的辛亥革命。要学西方，要建立我们的共和国，要建立我们的人权制度，后来辛亥革命举行完了，武昌起义枪也响了，中华民国也建立起来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颁布了。但后来陈独秀发现一个现象，尽管变法了，尽管革命了，那么尽管有了宪法，但是该复辟的复辟，那么该做皇帝的做皇帝。那么该乱抓人的还乱抓人。鲁迅先生说，说我们人身有自由了吗，没有，因为我们的人身是可以卖。所以那个制度，被荡来涤去，存在不下去。
第三个阶段变革就是文化变革，所以1915年就出现了新文化运动。那么这个新文化运动，起首当然是陈独秀了，像李大钊，像这些人都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干将。那我研究这一段历史，我发现，在陈独秀的观念里面，1915年，他写的开展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文章当中，他后来讲的民主和科学，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先生，在最早不是这样表达的。最早讲的是人权与科学，他说看法兰西的变化，除科学“一轮”之外，人权之作用不在科学之下，就是这时候他的意识当中，人权是比科学更重要的东西，所以他要倡导，人权与科学。
但是我们当时只重视了两个先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那么这里面有民主，所以现在理解陈独秀这些观点，他的民主当中一定是包含着人权的，所以我说法治加人权，合起来就是民主。法治的真谛在人权，那么法治再加人权就可以等于民主，它就是一种制度。那么这就是新文化运动，这是梁启超后来做总结，中国近世的变革，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大概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对我来说最感兴趣的一个观点是什么，毛泽东能够用生存权来评价湖南省宪法，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1919年，《魏玛宪法》第一次把生存权入宪，而1920年，毛泽东就能用生存权这个概念来评价湖南省宪法，他说你这个宪法里边，人民的劳动权、就业权、救济权都不做规定，这怎样能够保证民的生存权呢，这是他的原话，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那么就是上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权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
在这之后，就作为纯正的一场人权运动，大概是1929年，那么到1933、1934这一段时间，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当然里面有一位大将是徐志摩，像潘光旦这些人都加入了，起源于1929年国民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那么这次代表大会上，上海当时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别市，这个特别市的党的领导人，书记党叫陈德征，他当时在上海特别司教育局的局长，在国民党的“三大”上提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就要求，说对反革命的处理，要通过党来认定，就是凡是国民党认定哪个人是反革命，就不要再经过侦查或者什么，可以直接交付审判。然后就判他刑罚，这个议案居然在国民党“三大”上获得通过，这一下就引起了全国的，知识界的一片震怒，这不是用党来审判嘛，所以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觉得这里面是背离法治的。所以胡适先生他认为没有法治也没有人权。
那么和这个相关的，就是同学们知道，一个民权保障同盟，那么这就是宋庆龄先生发起的，从我们这个人权角度去研究它，要注意这个时候，她还用民权两个字，所以这个概念上，就民权和人权在那个时候是有所区分的，凡是政治领域里面的权利，大家习惯把它称作民权，那么和政治无关的其它权利把它叫做人权，所以宋庆龄先生组织民权保障同盟，那么就是为了实现，当时国人的在政治方面的权利，所以他解救了很多的共产党人。
那么这个沈先生当时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长，他从1935年开始，就要提倡一种冤狱赔偿，请同学们要注意，冤狱赔偿在人权上是有巨大的价值，如果以往的这些人权诉求，人权的研究，还变不成一种现实的话，冤狱赔偿是制度化的人权，就是人权有一个特点，人权当不能进入诉讼领域，那么对他的保障是缺制度，而沈钧儒先生的发起这场冤狱赔偿运动，就是要把人权把它制度化。
所以上一个世纪前半叶从人权历史上去考察，大家可以看出我这个描绘，人权从汉字这个概念产生，然后到传入中国，传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我们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人权制度，又发生了这样五场人权运动，那么这就是上半叶我们人权的一个基本现实。
所以我给同学们讲人权的阶段历史，最终是要鼓励大家，在制度上，对人权进行设计，现在的人权大致上分成三类，一类叫做应有的人权，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认识去，去论证，应有的人权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该相适应，哪些是应当有的；那么第二类叫做法定人权，法律上有的人权。应有的人权，这个范围肯定更宽，更广，把应有的上升到法律上去，这个范围可能就窄一些了；第三类人权就是把法定的人权，再变为现实的人权，就是实有的人权，所以应有人权，法有人权，到实有人权，所以一个国家人权最好的状况是这三者的一比一，如果这三者比例下来的话，比值还是一，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就是最好。
如果这三者的比值关系，越来越小，那么这个状况就是需要改变，所以人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那么我今天讲历史，最后把这个概念的特征，解释给大家，希望大家从我们法学的角度上去研究它，从制度层面上去设计它和实践它。
主持人：谢谢徐校长，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演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