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那今天给大家请来了南开大学的副校长陈洪先生，他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演题目是“佛教与中国文人”，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陈校长，请坐。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得向大家介绍您，介绍您的方法是一段简短的问答，每次做节目我都要做一些提前的功课，做功课的时候发现您一个非常简单的简历，这个简历是这样写的，由这个简历我想到了三个问题，咱们看看问题是什么？ 简历是这样写的：陈洪教授，1948年6月生于天津，本地人，在南开中学读书，南开子弟，1968年去山东下乡务农，1978年考入南开读研，1981年留校任教，直到做到现在副校长这个位置。

陈洪：说到佛教，一般来说社会上的看法往往有一种误区，觉得佛教就是烧香、念经，或者是暮鼓晨钟这一类的事情，实际上这个看法是不全面的，佛教在两千多年前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了和本土文化的一种碰撞、融合，变成一种非常丰富、复杂的文化现象，实际上我们来认识佛教，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那就是纯粹专业的层面，就是僧人，也就是通俗所说的和尚，那么他们对于佛教的认识、理解，以及他们从事的佛教方面的活动那是完全宗教意义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大众的，就是刚才提到过的，比如烧香，祷告这一类的事情，这个层面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还有一个层面，往往为一般的民众所忽视，大家并不太清楚，那就是在文人的这个层面，文人，他通过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修养，已经有的知识结构，他接受了佛教中的某些个内容，但是经过了消化，消化之后，再把它体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体现在自己的、文人的写作思想当中，从而成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非常独特的一个方面。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方面，它既有宗教的因子、宗教的色彩，但是它更多的是一种世俗的文化，是一种世俗的雅文化的一个方面。实际这个题目非常之大，说到佛教，题目就很大，说到文人题目也很大。那么，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是提要勾玄，管中窥豹，把主要的方面向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想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佛教和中国文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文人，他的这种生存状态，他如何来安顿自己的一生，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佛教中受到启发，从而为自己的某一种生存方式找到一种依据，心理的、思想的、观念的一种依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一部分有思想的文人，当他在批判封建的、僵化的或者是统治的这种思想的时候，他从佛教里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武器。第三个方面，就是文人所从事的文学、艺术的活动从佛教当中受到启示，从而表现出一种新的风貌、新的风格，或者是使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复杂。我想从这三个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先说第一个方面，说到第一个方面，说佛教对于文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是不是青灯黄卷，或者是《红楼梦》说的悬崖撒手啊，总而言之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影响），出家了，相对消极的，其实不尽然。确确实实存在着这一方面，说某一些文人，甚至也不完全是文人，当他生活处在逆境的时候，当他无路可走的时候，所谓遁入空门，确实有这一个方面。但是，也有另外的方面，甚至于在我们看来可能是相反的方面。比如说李白，这可能是古代文人当中生活得最为个性十足，非常的狂放这样的一个文人，非常的高傲，恐怕你很难说李白的人生是消极的，但是李白他自己，他把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小小的总结，一个归纳，他有一首诗，这首诗里他说起了他自己，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是“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金粟如来，“如来”一听佛教吧，金粟如来何许人也？就是在佛经里面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形象，就是维摩诘，是一个居士，他是又称为金粟如来，李白说，我的这个人生的模式，我个人生的道路和金粟如来是一样的，说我如果再转世就是金粟如来了。李白和佛教，和佛教一种人生的模式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佛教对于中国文人的影响，既有我们通常所说的偏于消极的一面，也有偏于积极的一面，特别是《维摩经》这部书，这是非常独特的一部书，而在中国文人里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维摩经》全称为“维摩诘所说经”，这部经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一般的“佛经”都是记载佛言，如是我闻，都是佛怎么来讲，讲了哪些话，只有这部经，它的主角是一个在家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居士，就是维摩诘，维摩诘经整个的经书，描写维摩诘一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他对佛教理论的理解。在整个这部经书里写得非常生动、活泼，象是一个多幕剧一样，那么维摩诘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呢？如果没读过的一定想象不到，第一，他是个大富翁，“资财无量”，那就是亿万级的，“资财无量”，一个大富翁，有妻子、有眷属，家庭很美满，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过着这样好的生活，他还“入诸酒肆”，到酒吧里去，爱喝酒，“至博戏处”，参加赌博，甚至于更不可思议地“入诸淫舍”，还到红灯区去，可是他的佛法修为是非常之高，过着这样一种生活，那么他自己人生目的是什么呢？他说了，“有一人不出离地狱，我不离地狱”，要渡化众生，说“众生病故我病”，既然是民众都生活在一种痛苦当中，我也要在痛苦当中，在痛苦当中来救拔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么，我们归纳一下这个形象有什么特点呢？这个形象他生存的状态很适意，很舒服，同时又张扬个性，他有一个很高尚的理想，他又有一个很实际的人生的享受，乐享人生，说乐享人生和崇高理想两不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部经一译到中国来，被中国文人就广泛地接受。比如大家最熟知的王维，姓王名维字魔碣，连起来“维摩诘”。比如黄庭坚，黄庭坚自己做诗形容自己，“菩提坊里病维摩”，自己是维摩。比如李卓吾，他住的那个地方，自己写了一个横额“维摩庵”。所以，《维摩经》它所描写的维摩诘这样的一种生存的方式，作为一种人生的范型，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当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而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无过于苏东坡，说到苏东坡大家都觉得很亲切，苏东坡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说文化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个人物，他最独特之处，第一，他是全才，诗、词、文、书、画，可以说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影响很大。第二，人生（历程）非常的复杂，高官做到礼部尚书，生活坎坷的时候几次被贬，坐大狱，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当他一旦处在逆境当中，他没有机会做事的时候，心态调整得很快，苏东坡他在被贬官黄州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两句，我想是他一个自我定位，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刚才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苏东坡的这两句诗是这么写的，他说“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那么我只好象维摩一样生活了，就是说找到一种结合点了，隐几是靠在几案上的，维摩这个形象有个特点，就是他身体不太好，所以总是称“病维摩”，那么他自己解释，因为众生生活在病苦里，我要和众生共同体验，所以我尽管神通广大，我不治好我自己的病，所以苏东坡也有点这个的意思，我要和生活在痛苦中的民众一样的，也有这个味道。“病有妻”这个也很有意思，有妻，不是说有太太的意思，这是有个典故我们不能细说，“有妻”就是说，我有佛法作为我的一种心理上的支撑和依靠，所以他在面临着一个非常沉重打击的时候，他自己选择的人生的模式、人生的道路，就和《维摩诘经》有一定的关系，不但如此，他对《维摩诘经》不是一般的说我认同这个形象，他还有很深入的一种理论的思考。他在另一首诗，是题一个画家叫石恪，石恪画的维摩诘像里，他有这么一首诗，说“我观三十二菩萨，各以意谈不二门，而维摩诘默无语，三十二义一时堕，我观此义亦不堕，维摩初不离是说”，这个很难懂的，非常专业，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把它详细的说，大致说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对整个维摩经里所讨论的属于大乘佛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出自己非常有特点的、独立思考之后的一个答案，在这首诗里写出来，也就是说《维摩经》不但给他提供了一种人生范型，而且使他深入地思考很多哲理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最后的答案我可以简单地来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相互矛盾的问题当中，找到它的一种结合点，我们可以在一种很复杂的问题里找到一个超越的、超脱的角度和方式来解决。

    下面我来讲第二个方面，佛教对于中国文人的影响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给他们提供了思想批判的另一种武器。大家知道，自从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这个稳定发展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思想禁锢，定儒教于一尊，那么（就形成）思想禁锢。这样一些有才情的、有思想、有个性的文人，当他们要冲决思想的网罗，他们要提出一些新的观点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种理论的源头，这个有的是从儒学本身它可以产生一些异端，有的是回到先秦诸子去寻找一些思想的资源，佛教在这个时候，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相当一部分有思想的文人，当他们批判统治思想的时候，他们从佛教里受到启发。刚才我提到李卓吾，李卓吾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李卓吾生活在中晚明时期，中晚明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一个时期，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古代有三次思想解放，一次是先秦，先秦诸子，一次是魏晋南北朝，特别是魏晋，还有一次就是中晚明，中晚明一般认为思想解放的领袖、旗帜就是李卓吾，李卓吾这个人也是非常富有个性，有特点的一个人物，我现在只想给大家来介绍，说李卓吾他主要的思想解放方面做的事情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批判虚伪的道学，特别是对于禁锢人们思想的那种权威的道学的地位，他进行冲击；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当时正在新兴的市民的经济（阶层），他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他的这些思想有很多是来源于佛教的。李卓吾的代表著作叫《焚书》，为什么叫“焚书”呢，焚是焚烧的焚，《焚书》他说我这个书出来之后肯定要被统治者所不容，要把它烧掉，但是我相信他还会流传下去，《焚书》里70％的篇章都和佛教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从佛教里得到了很多思想武器，来反对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学，特别是这种虚伪的伪道学。他的代表性的著作比如叫《童心说》，他在《童心说》里提出很大胆的观点，他说是“六经《语》、《孟》，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六经，儒家的经典，《论语》、《孟子》，他说这些书被统治者来鼓吹，被道学家来提倡，但是在现在它们起的真正的作用，一方面成为道学家欺骗舆论的工具，另一方面成为虚伪的伪君子们产生的一个根源，胆子非常的大。

    那么，作为反对这种东西的，他所提倡的，他说是童心，“童心”是什么？他说是“最初一念，绝假纯真之本心”，关于童心是什么？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它直接的源头是从孟子这里来的，甚至于从他文中的思维逻辑来说，更多的它是和佛教有关系，是佛教所讲的这种佛性。

    我们今天说文人，李卓吾他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他又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文人，在晚明的浪漫的文艺思潮当中，一般也认为李卓吾他是一个先行者，是一个旗手，李卓吾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广泛的影响，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他对于小说的提倡和批评，以及在小说理论这个范围内的建树。比如说李卓吾评点《水浒传》非常欣赏鲁智深，欣赏李逵，这个倒还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说鲁智深和李逵是什么人呢？批了好多，“佛”、“真佛”、“活佛”，鲁智深和李逵是“佛”，什么意思？就是他认为，他们（表现的）是一种真的性情，是不虚伪的，同时他们摆脱了一切束缚的，所以像李卓吾这样的人物，不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文艺活动都和佛教有相当的关系，从中得到一种理论的武器。

    当然，不仅是李卓吾一个了，龚自珍也是如此，龚自珍有一首诗，说的比李卓吾还直接，龚自珍这首诗是他这么说的，他说是“儒但九流一”，儒家不过是诸子百家里的一家而已，“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唯一的权威呢？说“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说，我个人来看，佛经，西方大圣书就指的佛经，佛经的内容就比儒家的内容要广泛，一方面它可以推翻很多儒家的观点，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包容它，当然，这个观点是不是一定对？这个可能不全面，但是龚自珍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他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当时那种封建的观念，他要去找新的思想资源、新的思想武器，到哪里找呢？他从佛教里去找，这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如何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很多有进步倾向的、思想活跃的，富有个性的文人，当他们批判这种僵化的封建思想的时候，往往从佛教得到启发，或者找到理论的武器。

    第三个方面，就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当中，佛教给了他们一些灵感、一些启发、一些思路，这个表现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无论是诗、词、文，无论是内容、风格等等。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刚才提到鲁智深，咱们就说鲁智深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的鲁智深，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一想鲁智深花和尚、莽汉，倒拔垂杨柳，可是《红楼梦》里有一段薛宝钗看戏，说我最喜欢的曲文一段唱词是什么呢？是鲁智深的一段自述，就是那段“寄生草”，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薛宝钗，淑女的典型，为什么会欣赏鲁智深的一段唱词，这中间的契合点在哪里？这个很值得深思的，实际上鲁智深这个形象，我们细想一想，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夫的形象，我们读《水浒传》，读了之后，哪一个人物让我们感觉最痛快，就是鲁智深。一方面伸张正义，有自己的一种理念；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无所束缚，做了和尚也可以喝酒，也可以吃狗肉，也可以把亭子打倒，也可以把金刚砸毁，也可以把住持的和尚拉过来给上两拳，一种非常的放纵个性的，张扬个性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

    所以，不但是像薛宝钗这样的淑女对他欣赏，在晚明时代很多文人都很欣赏他，刚才说的李卓吾，李卓吾在评《水浒》的时候，大段的文字，说“只有鲁智深才是真正的活佛，那些个闭眼合掌的和尚，一辈子也成不了佛”，那么鲁智深这样一个独特的形象从何而来呢？实际上我们研究下去，和佛教，和佛经有非常密切地关联。早期的鲁智深的形象很简单的，我们看早期，比如《大宋宣和遗事》等等，关于鲁智深就是三两句话，就是一个造反的、反叛的僧人，什么都没有，元杂剧里的鲁智深也没有这样的一些思想、文化的内涵，那么现在的鲁智深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在文献上我们找不到具体的线索，但是我们通过比较可以知道，他确确实实受到佛教典籍的直接的影响。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举一首大家都知道的诗，苏东坡的《题西林壁》，大家都知道，小学就学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小学课本有，小学课本的解释说这首诗告诉我们认识事物要全面，不要片面地看，可是这首诗写出来之后，黄庭坚，大家知道这是有名的文学家，也是文化底蕴很深的，他说这首诗真是不得了，他说苏东坡于般若，就是佛学的一个方面，说于般若了解甚深，横说竖说，皆得真谛。黄庭坚认为这首的包容很深厚，近代的诗人陈衍说，这首诗里有新思想，未经人道过，那么除了小学课本告诉我们的，这首诗还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当然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今天咱们也不能细说。

    但是至少有一点，它除了“远近高低各不同”之外，它还有后面这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面可能有很多人生深刻的况味、哲理在里面。王国维有一首词，后面有两句，跟这个很像，他说是“欲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这一个方面是说我们平常，我们要超脱，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的真谛要有一种透彻的了解，可是我们可能彻底的超脱吗？这是一种人生的困境。还有一个方面，说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的面目，它的绝对的真实何在，康德认为这是做不到的，有个此岸和彼岸的悬隔。现代物理也讲，测不准，我们任何一种观测都是一种干扰，绝对的客观至少现在看来还是有相当的难度，从这个意义来说，苏东坡的《题西林壁》大概就不简单是小学课本所说的这种意味。那么这个和佛学有什么关系？和佛教有什么关系？研究苏东坡的人指出，《华严经》这是佛教非常有名的一部经典，《华严经》里有两句偈语，说是“种种差别如沙数”，说在这一微尘里，世界还是很丰富，大小的刹那的这种区别，就像恒河沙数，无量多的区别，如沙数；“平坦高下各不同”，这个句式都很像，说句式像，难道苏东坡就一定受它的影响吗？我也不是说一定受，但是还有一个小证据，就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说过，说我们老兄，自从读了《华严经》，他的诗文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像这样一首诗，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的哲理，它所展现的境界很可能都和他的佛学修养有一定的关联。

    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举更多的例子，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人他们进行文学的、艺术的创作的时候，佛学、佛经里的境界，它的思想往往给他们一些个启示，使得他们的作品显得更深邃、更丰富。关于佛教和中国文人的关系，我就简单地介绍这么一个情况，我想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今天，刚才说了是“窥豹于一斑”，只能是点到而已，大家有兴趣以后还可以再切磋。

主持人：好，谢谢陈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