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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不同的改革开放源于不同的理论指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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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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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两国分别开始了改革开放进程，然而，苏联的改革导致了国家解体、苏共垮台、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后果；中国的改革铸就了中国的辉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就举世瞩目。由改革开放促成两个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的主要原因在于：两种改革开放有着不同的社会主义观、时代观、国家观、经济体制改革观、政党观和思想来源。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们自然会想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改革开放一度如火如荼。曾几何时，苏联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直至党亡国破。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雄姿英发地屹立在世界东方。马克思曾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1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３０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本文拟用马克思学说的比较研究方法，联系中苏的不同历史条件，围绕理论指导这个关键问题，从六个方面阐述中苏两种改革开放，源于邓小平理论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这两种指导理论。不同的思维之花，结出不同的改革之果。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中“谬以千里”，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屡试不爽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防止什么，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走向未来。
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
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５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１９８６年首次使用“新的政治思维”概念。１９８７年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以下该书简称《新思维》），想同人民“直接对话”。2１９９０年３月他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新思维“现在已成为我国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用戈氏“新思维”取代马列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言行已昭然若揭。
戈氏在《新思维》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的人民和本质的论述”。认为所谓“斯大林主义”是敌人杜撰的。１９８８年，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１９８９年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说列宁“根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随后强调“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要摒弃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及其实践模式，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它”。从马列主义到《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的指导思想显然发生了彻底改变。
戈氏说过去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是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地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改革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他对《莫斯科新闻》主编说：“我毕竟比其他人更清楚改革的构想。政治文件所描绘的一切并不囊括所设想的改革的整个规模和深度。应当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从谎称“完善”制度到公然“改变制度”，改革的性质完全变了。
戈氏原说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后来又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而早在１９８３年他同雅科夫列夫就谈到：“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那么究竟要把苏联改造成什么性质的社会呢？他在１９９０年的新年讲活中说：“这个目的就是……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１９９０年７月苏共２８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认为“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使社会主义最现代化，到改变社会性质，建立自由、公正的社会，改革的目的完全变了。
戈氏原说改革要把上层的首创精神同来自下面的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它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是“最和平、最民主的革命”。后来又强调“改革是一个完整的革命进程”。他不仅否定“来自上面”的革命，而且把“自上而下”的领导说成是“斯大林反民主意识形态的反映，即不是新思维，而是旧思维”﹔竟然提出“要炸毁一切，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随着改革性质和目的的变化，改革的方式也变了。
在《新思维》发表后的短短几年中，戈氏的改革理论出现了如此大幅度的变化，这是同他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变化紧密相联的。由于多种原因，他没有像叶利钦那样公开说要搞资本主义，而是长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然而他在《新思维》中说，“正在加深和修正关于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观念”。在苏共28大的一次发言中，他又说“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可见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按照他的理解和需要随时可变的。《新思维》讲改革就是革命时说：“革命是立，当然也总会有破”。那么，戈氏的社会主义观又究竟怎样破，怎么立呢？
先看关于“破”。１９８６年２月，苏共27大还肯定斯大林时期“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新思维》断言列宁去世后“形成了贫乏的、公式化的社会主义面貌”，“斯大林的权威把非常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绝对化了”。后来又说它是“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有“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倾向”，接近“专制的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制度”。他最后在“总统电视演说”中称“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改革业已“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
戈氏给苏联的社会主义戴上这么多顶帽子，对此究竟应当怎么看呢？
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宣布：苏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但由于原来基础较弱，过渡时期较短，特别是资本主义包围和封锁，苏联一国自然不可能完全达到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准。斯大林从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作了一些变通的解释。在经济方面，用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初步实现了马列说的“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用按劳分配，着重反对平均主义，初步实现了个人消费品按劳动量分配。用中央计划经济和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初步实现了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在阶级结构方面，用消灭剥削阶级建构新的工人、农民“两个劳动阶级”和新的劳动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初步实现了马列说的“无阶级”，而把建设无阶级社会的任务推后。在上层建筑方面，因仍然存在两个阶级，必须保留工人阶级专政制度，保留马列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马列原预计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存在于过渡时期。斯大林把它延续到刚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适合苏联的国内国际环境，是对马列主义的一大突破和发展。毛泽东１９５７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六项政治标准和后来邓小平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均出于此。足见１９３６年基本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有苏联特点，又有普遍特征。它不是仅限于一国的“苏联模式”，更不是源于个人的“斯大林模式”。
列宁说：“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也不困难，这也已经解决了。但是，怎样实际地从旧的、习惯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资本主义向新的、还没有长出来的、没有牢固基础的社会主义过渡，却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3斯大林１９３６年建立的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而是“没有牢固基础”还在发展前进的社会主义。但毕竟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最困难”的任务“基本实现”了。它的基本制度大体上符合马列主义和苏联实际，不是“空想的平均主义”，也不是“公式化的社会主义”。这个新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如同第一辆机车、第一架飞机那样的带头和示范作用。如何不断完善和因地制宜，那是后来者的任务，不可苛求于首创者。这个新制度在长达几十年的实践中，抗击了德国法西斯的入侵，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更使苏联一跃而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能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至于它在机制、体制方面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如国家统得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和民主法制不够等，本可通过正常的改革来解决，绝非有人说的“不治之症”。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然，不是笼统的、含义不清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破产，也不是“把非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转变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失败”，而是戈氏夸大其机制、体制的缺陷和弊端，把它诬为“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体制”并“炸毁一切”的结果。
“国家社会主义”是靠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某些社会化措施的思潮和政策。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机会主义者拉萨尔等鼓吹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资产阶级学者瓦格纳等则把俾斯麦的国有化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恩格斯揭露它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后来希特勒的纳粹党自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国家社会主义之名，迫害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和进步人士，实行疯狂侵略和种族灭绝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一词正是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逃离纳粹德国的移民中首先使用的，原指以意识形态为动力，完全官僚化的、恐怖的、全面专制的法西斯政权，后来社会主义的苏联被列入，成为攻击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斯大林主义”是托洛茨基提出的，他攻击斯大林背叛列宁主义，没有什么理论，斯大林主义不过是一种官僚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该词１９３１年就在西方报刊上出现，苏共20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后广泛流传开来，并认为斯大林主义实质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不用斯大林主义一词，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其主要方面也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表明他对国家、政权、社会主义以及各种思潮和制度不作具体的阶级区分，颠倒敌我，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死敌惯用的概念和词语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全然站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去了。
再看关于“立”。戈氏在１９８６年２月苏共27大报告中把“民主化”称为党的基本政治制度，党纲修订本中突出了人道主义性质。《新思维》批评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３０—４０年代的水平上”，表示要提出“社会主义新概念”。改革的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呼之欲出。尼克松１９８８年１月写成的《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一书中，说苏联在人权、人道方面采取的措施“在西方受到广泛的赞扬”，认为“戈的多项改革有可能生气勃勃地进行下去，并使苏联制度发生真正的变化”。果不其然，戈氏在１９８８年６月底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同所谓的“极权社会主义”相对立。说“在这一制度下，人真正是‘万物的尺度’”，“全人类的价值占优先地位”。从此“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概念和制度提了出来，而且成为苏共的路线、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它标志苏联改革开始走入歧途。
与此相配合，戈氏强调“最本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本身重新考虑”。他一改27大关于“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识形态分歧是深刻的，经验和成就也不相同，不可等同视之”的估计，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宣布，社会民主党也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对“发展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作出贡献，苏联应利用它们“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接着又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宣称：从前使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分裂的鸿沟已不复存在”。“我们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都已相互接近了”。这样，苏联就出现了不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争相报道社会民主党和学习“瑞典模式”的狂热。戈尔巴乔夫“加深和修正”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就是他背弃科学社会主义，从价值观、世界观、政治立场同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互接近”并合二而一的过程。当戈氏“以一种历史脱衣舞的形式，一层一层地否定（或者是脱掉）他们自己过去的理论外衣”，把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的遗产断送殆尽后，就只说“人道”、“民主”了。如１９９１年４月２３日他和九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９＋１”联合声明，要把国家改为“主权共和国联盟”，原国名中的“社会主义”被一刀砍掉。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戈氏最后的“总统电视演说”中，更只讲“为了人”、保住“民主成果”，“迟早会生活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里”。通篇无“社会主义”一词。
一些好心人常问：高喊“改革”和“多一些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为何如此出尔反尔，口是心非呢？戈氏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共产主义，是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像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还是像斯大林模式所说的那样？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几百种理论哪一种才是呢？”4１９９９年他在土耳其美国大学演讲时称：“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当叶利钦瓦解了苏联、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可见，戈氏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更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同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他要消灭共产主义、改掉社会主义新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思想武器”和骗人手法。然而当时那么多苏共党员和群众却不明底细，反被戈氏的新思维、新概念所忽悠，分辨不清理论上的新与旧、创新与复旧。在对改革只能说是不能说非的社会氛围下，人们顺着说，跟着走。直到有74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毁于一旦，许多人如梦初醒时，悔之已晚，恨之无用，回天无力矣！
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同，邓小平在党的12大上第一次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就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样的社会主义，既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邓小平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出一些新话，把继承、坚持同发展、创新辩证统一起来，实事求是地评价党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他把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先后探索过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强调“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８９年５月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开头就提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这是高屋建瓴，大有深意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观与戈氏的社会主义观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是完全不同的：
（１）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
戈氏的《新思维》宣称：“客观事实是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旧制度的复辟。我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出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其过错自然不在社会主义本身，是由于执政党的失误”。这种无旧制复辟论，是以过错源于党的失误，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矛盾为前提的。他说改革是十月革命的“直接继续”。在历数法国、英国、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进行过多次后，提出“应该不断地发展革命”。这种把改革比作推翻旧的阶级统治和旧的社会制度的“不断”革命论，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自身无矛盾，因而无需调整和改革的基础上的。戈氏这些看法，确是苏联多年来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的继续。斯大林１９３８年在他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提出，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完全适应”、“完全适合”的。１９３９年在党的18大报告中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１９５２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吞吞吐吐地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但苏联许多领导人仍持社会主义无矛盾冲突论，以致多年来只讲巩固，不讲改革﹔而一搞改革又把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人、政党和制度的异化，采取“根除”、“摧毁”等“不断革命”的办法。这是导致或右或“左”，时右时“左”，甚至极右极“左”的一个认识根源。
邓小平１９７９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完善而不断得到解决﹔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了这个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他就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他反复谈到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不是否定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原经济体制的枝节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１９８３年，有人宣扬“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他说：“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异化引申到社会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怎么异化？唯独社会主义制度异化？异化要否定社会主义。”5１９９２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涉及两大基本矛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中，他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并认定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他区分制度与体制，将改革定位于“体制”改革和解放生产力，同戈氏改变制度和破坏生产的所谓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
（２）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
《新思维》几次谈到阶段问题，说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谈到的是理论上可以预见的阶段。而说明现阶段应是个什么样的阶段，这是我们的任务。”他后一句话的提法不对。因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属于“实然”和“必然”，而不是“应是个什么样”的“应然”。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笼统的含糊的“在新的阶段”和“我们仍然处在从一种质量状态向另一种质量状态过渡的阶段”等。而大家知道，苏联长期争论的是：向共产主义过渡，２０年建成共产主义，还是处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甚至仅在它的初始阶段？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戈氏并未作出明确的解说。他虽然一度使用过“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提法，后来却“发展”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最终把复辟资本主义变成了“客观事实”，自己用行动否定了自己的无旧制复辟论。而这种无旧制复辟论不过是戈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辞。
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关系到对基本国情的判断。理论界有坚持说早已是社会主义的。但对照马列有关论述，又觉得有所不符。有认为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但对照党的历来文献，又有“后退”之嫌。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人们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随后又在较长期间认为我国处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激烈斗争的过渡时期。毛泽东先持“小过渡”论，１９５８年１月转为“中过渡”论，１９６２年又进到“大过渡”论。但他从１９５６年起始终认定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无疑是清楚而明确的。
１９８０年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他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１９８７年８月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坚持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列宁后来把这个阶段称为“社会主义”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经典提法。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释为“不发达的阶段”，则源于毛泽东的提法。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毛泽东总结了１９５８年的教训，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它包括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这样两层含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去“补资本主义的课”或搞新民主主义，又必须正视而绝不能超越初级阶段，从而同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划清了界限。邓小平多次讲“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强调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苏联长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纠“左”后戈尔巴乔夫背离远大理想并把坚持社会主义当作“左”来反。这种先“左”后右和反“左”出右、越反“左”越极右的历史教训绝不能忘记。
（３）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新思维”只讲“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也抽象地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本质的论述”，但讲“多一些社会主义”时，只讲多一些法制、秩序、管理、民主、公开性、文明、人道主义等等。然后笔锋一转：“换句话说，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本质所包含的内容、就是多一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前提所包含的内容”。原来在戈氏的社会主义观念中，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撇开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仅把一些上层建筑的东西说成社会主义“本质”和经济形态的理论“前提”，这是照搬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的大暴露。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共产党宣言》讲“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也是对“特征的经济方面”加以“叙述和解释”。十月革命前夕列宁把社会主义释为“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强调“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讲特区姓“社”而不姓“资”时，以深圳为例，说公有制是主体，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他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更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全面表述，是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等非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根本区别。有论者按“突出经济”还是“突出政治”，区分“新”“旧”两种社会主义观，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没有根据的。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５日，邓小平开始使用“社会主义本质”的提法，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１９９２年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作出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本质论同马恩的“特征”论，同他自己以往的“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的论述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一脉相承的。他后来没有使用“特征”而使用“本质”的提法，是因为在马列著作中，“基本特征”和“本质”常可通用。如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列宁又概括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以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6邓小平的本质论中没有单列公有制，不是公有制说不清或不重要，而是从整体上坚持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并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所共知，社会主义社会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能没有公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更离不开公有制。否则，不是又退到空想社会主义，或者同无须公有，只讲公平、民主、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混淆不清了吗？
邓小平的本质论继承了马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并着重从经济方面论述的传统，结合当今世情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以下几点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是把解放、发展生产力置于首要的基础的地位。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现在讲改革同革命一样也是解放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改革和建设辩证统一了，并凸显了发展问题。这对经济比较落后而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变“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为够格的社会主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是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列入社会主义本质。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剥削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了发展生产力，在坚持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不能不允许其他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同时存在，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重性，因而会出现剥削现象和贫富差距，甚至会出现两极分化。对此，邓小平不是讳莫如深，而是直面现实。他认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强调“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贯穿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正是要人们辩证地认识这些现象，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以防止“左”和右的偏向。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他说“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7有了这种正视加防止，上述“担心”就不会变成现实。《新思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没有贫富之分”。这种不承认主义，只能麻痹人们的警觉，使复辟静悄悄地实现。
三是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原有之义。邓小平根据历史经验教训反复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同等富裕”、“同步富裕”不是社会主义，老是少数人富而多数人富不起来也不是社会主义。他提出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富。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高一些，有能力消除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的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为前提，经过长期奋斗后最终实现的。它根本不同于西方某些国家的“全民福利”或英国工党竞选口号中的“英国理应更富有”﹔也根本不同于戈氏“回忆录”中说的“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民主社会主义不触动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公正”只是空话一句。我们的“共同富裕”之所以一定实现和能够实现，不是因为它符合什么抽象的道德要求或价值取向，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发展和综合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越性的客观物质体现。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认识，还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思想。马恩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发展和使人本身片面化，认为高于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和人都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列宁１９１８年初就制定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后来苏联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长期片面追求经济计划的增长指标，直至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则提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以示不同。毛泽东说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统筹兼顾，积极平衡﹔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地球是有限的等等，已蕴含了全面发展的思想。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等等，就是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体现。这些都为后来正式形成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来源，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两种不同的时代观
《新思维》断言：“在核时代必须有新的思维”。戈氏把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称为“核时代”、“核宇宙时代”；新思维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我们时代的复杂性、责任和独特性的评述和思索”，集中反映了戈氏的时代观。
时代问题是审视和处理其他许多问题的出发点与重要依据，历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争论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伯恩斯坦当年就是以“时代”变化为由“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时以工具或技术为标志划分时代，但创立唯物史观后，他们强调按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区分“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如《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时代”，《资本论》又把它叫做“资本主义时代”。列宁明确提出：“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认为：“消灭资本主义及其遗迹、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则，构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内容”。又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8
戈氏用“核时代”否定了马列主义关于我们时代的一系列论述。正是这种背离马列主义分析的时代观，使他极力渲染核战争毁灭一切，“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失败者”，再无第二艘诺亚方舟“从该洪水中获生”。提出：“目前压倒一切的矛盾是人类的生存与毁灭之间的矛盾”。“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人类的需要比无产阶级的任务更重要”。当时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一文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础，它涉及到马列主义的一个基础——阶级斗争学说。它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的生存，而不是阶级斗争”。戈氏从否定当今世界仍有阶级斗争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同马列主义相悖的“新”观点：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连多年使用的“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这样的话也不许讲，认为对欧洲来说“即使是‘常规’战争在今天也只能是毁灭性的”；提出“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要“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可以并且必须消除战争威胁，把战争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这些“妙”论，不仅公然挑战列宁说过的“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且否定了阶级社会中战争的经济、阶级根源；必须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只有全世界消灭了阶级才能有普遍的持久和平等唯物史观原理。冷战结束后，局部战争不断，天下很不太平，美、英发动的对伊战争，找不到任何正当理由和根据，纯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继续。这些可以视为对戈氏“政治继续”过时论和一切战争“排除”论的当头棒喝！
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新思维》列举前后两次世界大战都引起革命等历史事实后，以“核战争结局只能是全部毁灭”为由，断言“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即使平时的社会革命也不能使用暴力和战争手段了。如今，曾被骂为“恐怖主义”的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建立红色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采取和平的民主方式取得全国政权，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的事实，便是对上述怪论的有力驳斥。
在两个体系的关系问题上，戈氏在苏共27大还谈到当今世界的五大矛盾，并突出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新思维提出后腔调大变。苏共纲领新修订本中不准继续保留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提法。认为在核战争面前，应当“利用一体化过程的好处”。我们的政策“正在从意识形态中消除‘敌人形象’”。戈氏在回忆录中直言“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非黑即白的思维方法绝对过时了。西方一些民主国家“同样存在着混合经济，除资本主义原则外，也在运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在他看来，两制已从“趋同”快到“一体”了。人类正进入没有敌我，不分彼此的时代。
《新思维》以毁灭性武器的出现为由，提出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当代世界的阶级原则和全人类原则相互关系的新概念的转变”，“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戈氏在回忆录中又说：“我们重新掌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人应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在这里，他不仅将“人类”与“阶级”割裂和对立起来，而且把阶级原则、阶级分析斥为非“正常人应有的正常的东西”了。
必须指出，《新思维》中说列宁“曾不止一次地阐述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此事纯系捏造。列宁原话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阶层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9它同《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党人“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以及马、恩有关无产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一致性的论述，前后是一脉相承的。列宁还有“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利益”的提法，戈氏把“社会发展的利益”改为“全人类的利益”，又把它同阶级利益对立起来并“高于阶级利益”。这完全是强加和篡改。
戈氏说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他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并据此阉割共产主义运动、国际主义的阶级性质和最终目标。他说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存在“是为了人，为了人的自由和维护人的真正权利，为了地球上的公正”。“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如此这般，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哪里去了？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不太相信近二百年内能够把一切社会斗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再说，共产主义概念本身在当今世界许多人的脑子里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解释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现在我们正站在新的人道主义文明的门槛上”。一句话，他已经完全用人道主义否定和代替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了。恩格斯晚年指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之上、企图把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的利益调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10
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叙述戈氏“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后来“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此人认为苏联是“静静地瓦解”，“轻易地自取灭亡”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施瓦茨认为，“谈论前苏联的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他在《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中说，用“攻心为上”之计，动摇苏联领导人对自己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
正是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特别是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核毁灭一切的时代观，引导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体系上背弃马克思主义而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在理想信念上背弃共产主义而走向人道主义。这条思想政治路线是最终导致苏联“静静”瓦解和“神秘”死亡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坚持对时代问题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我国理论界多数人认为我们仍然处于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大时代。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并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列宁分析帝国主义固有的三大矛盾，虽以新的形式表现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富国与穷国的矛盾，但任何一个也没有解决，有的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矛盾历经两大阵营、两极体制的演变后，世界社会主义当今虽处于低潮，“一球两制”却依然存在。一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正是基于对当今时代基本矛盾的分析，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一段话，科学地揭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大方向和总趋势，辩证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逆转性、过程的长期性和道路的曲折性，是对戈尔巴乔夫背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一些美国学者宣扬共产主义“大失败”论和“历史终结”论的有力批判。列宁说，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邓小平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将“暂时复辟”提为“规律性现象”，认为经受锻炼后将更加健康发展的论述，是对列宁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同戈尔巴乔夫的无旧制复辟论和一些人在低潮时的悲观失望论形成强烈反差。只有进入全世界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共产主义时代，才会有真正的全人类利益，并把它置于时代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一超独霸的今天，所谓“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不过是“新罗马帝国”利益高于一切的代用语。
在坚持时代性质未变、理想信念不变的前提下，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态势的变化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论断。
我党和毛泽东从二次大战后长期坚持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防止的两点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估计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认为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苏美两霸之间形成了大体的战略平衡，这种建立在核武器上的“恐怖平衡”成了制约战争发生的重要因素。加之美苏争霸全球的战争受到各方牵制，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经济、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著提升，战后多次局部战争并未引发世界战争等等，这一切使他在1983年3月第一次提出“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1985年6月又说：这几年仔细观察形势后“得出结论，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后来在会见朝鲜、罗马尼亚客人时也谈到：“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丢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11他说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这种对世界大战与局部战争、毁灭“对手”与毁灭“人类”的区别，根本不同于戈氏的“人类文明毁灭”的核讹诈论和立即“排除”一切战争的甜蜜“和平”谎言。他充分估计核战争的破坏性，又认为这正是谁也不敢先动手的客观制约因素，根本有别于戈氏一厢情愿的“同舟共济”论。
邓小平在分析世界各种矛盾和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最本质的、带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国际上早已有此提法并有不同的应用。邓小平不是从抽象的一般的意义上，更不是从什么否定矛盾斗争的“人类共同利益”上谈和平与发展。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明确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前者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冷战状态提出和平问题，后者针对发展中国家（多为前殖民地）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提出发展问题，以此向人们揭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其中西方、北方都是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取得的“发达”，总是带有对穷国、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关系。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事关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要求北方承担更多的责任。1989年底和1990年初，他相继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可见两大问题未能解决，责任在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障碍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同人为制造阶级利益与人类利益对立的戈尔巴乔夫相反，邓小平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辩证地统一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长期奋斗之中。我们党将和平与发展表述为“时代主题”，但不说什么“和平与发展时代”。
鉴于战后东西方冷战逐渐演变为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发生变化，特别是第三世界兴起，邓小平在毛泽东1974年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世界格局，于1988年底得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的结论，预见到它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基辛格认为世界将出现六大强权。邓小平1990年初明确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冷战结束后十几年的实践，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多极化的发展尽管漫长而曲折，但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大潮不可阻挡。凭经济、军事优势推行“单边主义”，或借“全球化”消解“多极化”，是断然行不通，注定要失败的。
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等判断相联系，邓小平及时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不是当年的“一边倒”，也不是后来的“一条线”，认为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是靠不住的，必须独立自主，真正的不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实行全方位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9年10月，面对西方七国干涉中国，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12。中国发展壮大了，不会构成威胁，只会更增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苏联解体后，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他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总之，不结盟，不怕压，也不当头，不称霸。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我们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从而根本区别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要么搞大国主义，争雄称霸，要么“消除”敌人形象，搞“大合作”、“一体化”，由霸权主义跳到投降主义。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的当今时代，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有没有风险，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为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如果说有风险，那就是开放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和消极的影响。西方一些不健康的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会腐蚀某些人的灵魂。因此要辩证处理“开窗户”和“打苍蝇”的关系。为使中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走上资本主义邪路，邓小平在思想政治战线始终注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和平演变，并作了不懈的斗争。
1983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邓小平在１０月１２日的讲话中严肃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强调“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13戈尔巴乔夫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篡改科学社会主义，宣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所以对中国的影响比对东欧国家要小，是同邓小平的旗帜鲜明大有关系的。
邓小平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提出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苏东剧变前后，他敏锐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南方谈话中又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同毛泽东比较，邓小平再提防止和平演变，更具现实针对性和政治紧迫性。面对严峻形势，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邓小平就这样把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同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1989年5月１６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提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国内工作时说，我们“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用一个“继承、发展”，四个“确定”，概括了我党在历史大时代新时期的基本经验。赵紫阳却对戈尔巴乔夫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改革很有兴趣。他们要我们学习你们的经验”。141991年5月江泽民访问苏联同戈氏谈话中提到四项基本原则时，戈氏笑了起来。他的意思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还说这一套。
两种时代观制约着两种改革实践结果。苏联解体，说到底是戈氏背离时代大方向，倒行逆施，以“新思维”之名自行西化、分化，致使西方的演变图谋得逞。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并未导致资本主义，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了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在北京风波和苏东剧变的特殊气候下取得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伟大胜利，又使中华古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焕发出青春活力。（本文未完待续；作者：钟哲明：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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