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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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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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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极力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开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这次全会开始逐步形成、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引导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健康前行;这次全会形成的发展理念指引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又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关键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李正华，法学博士，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次全会重新恢复和极力倡导的解放思想，打开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这次全会开始确立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引导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健康前行。这次全会形成的发展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
解放思想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内容。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标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这次全会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2］正是在这次全会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党冲破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进行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开拓前进。可以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的历史。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的。这场全国性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解放思想开辟了道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准备了条件。党得以在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逐步深化对计划、市场、公有制、私有制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国情缺乏准确的把握和清醒的认识，从而导致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党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中逐步对国情有了清醒的认识。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它还不成熟，不完善”，“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2］（p.76）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认识上的教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论断，并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2］（p.208）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同时进一步指出，这个初级阶段的根本特征在于物质文明还不发达。［2］（p.247）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内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987年8月，邓小平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了承认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对国情的准确把握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单一公有制的观念根深蒂固，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几乎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之初，出现了个体经营，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既给老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创业的机会，又为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税收。事实促使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承认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2］（p.361），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肯定个体和私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公有制经济所占的经济份额逐渐增大，公有制经济所占的经济份额逐渐缩小，如何看待所有制成分的这一变化?如何认识新生的不断壮大的非公有制人士阶层?出现了争论。对此，党从实际出发，明确阐述了有关所有制问题的新思想，鼓励人民“大胆的探索一切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只要有助于生产力发展都可以用”，认为只要对政府、对老百姓、对国家有好处的，就大胆的干。应该以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现实，着眼于未来，而不能拿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片言只语来检验我们丰富的世界。①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坚持公有制并完善和发展公有制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坚持在改革中完善和发展公有制，坚持按照生产力解放、发展的实际要求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是市场经济，这也是改革开放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普遍认识。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出现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它们的产供销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却很有活力，发展得非常快。在实践的基础上，陈云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3］，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能单独依靠市场，也不能单独依靠计划，否则都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陈云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启迪了人们对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认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应该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次全会做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4］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邓小平又深刻地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5］江泽民也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6］上述论断，得到了全党的认同，也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特征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实践创造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努力解放思想，通过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探索，比较好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勇于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正是党根据新的实践的要求，“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8］的结果。
二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9］这是中共十三大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出的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它又通常被简明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条基本路线是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通过深刻总结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深刻思考、正确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之后提出来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中深刻认识到，要摆脱中国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要加快改变中国的面貌和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必须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必须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通过开放，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这些认识的形成奠定了这条基本路线的基础。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使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内容。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些重要方面的提法奠定了基础。1985年8月，邓小平开始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联系在一起，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5］（p.138）1987年6月和7月，邓小平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进行了深刻阐述。他说:“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6］（p.1194）他还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坚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5］（p.248）这些都为1987年中共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做了充分准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包含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根本任务、强国之路、立国之本、建国方针、发展战略和最终目标。这条基本路线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和确立的，是在战胜各种挑战中坚持下来并不断将改革开放的进程向前推进的。
在开辟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赞成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5］（p.209）“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6］（p.1205）因为，通过解放思想和对历史的科学总结，中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所处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中国为了摆脱落后、赶上时代，就必须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通过各项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过去的问题在于没有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层次找到相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因此必须改革。
但是，对于是否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何改革开放的问题，却存在不同意见，甚至严重分歧。特别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怀疑、否定和攻击，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1979年3月邓小平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特别专门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四根支柱，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或者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不好，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性质和政治基础，中国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四项基本原则一提出，就被说成是阻碍改革开放的“四根棍子”，20世纪80年代前期，有人甚至公开发表文章，逐条系统地攻击。社会上曾几度出现“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5］（p.207）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主要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始终要坚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坚持认为，既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东西，并对其“西化”、“分化”的图谋保持警惕，又要大胆地学习借鉴其一切先进的和进步的东西。“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5］（pp.3，20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局部到全国逐步展开，从经济到政治再到其他各领域不断扩展、不断深入。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引进设备、技术到引进资金，从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办经济特区，从沿海开放到沿江、沿边开放，从扩大开放的领域到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从多边贸易到加入世贸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但党始终都是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始终都是把着眼点放在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的。对动摇党的基本路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邓小平告诫全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5］（pp.370～371）
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带领下，全党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同错误思潮作斗争，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战胜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的严重政治风波和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消极影响，始终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共十四大重申了党的基本路线，并将它正式载入党的章程。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仍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并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形成了同这条基本路线相适应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一整套方针政策。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指出:“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10］事实证明，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7］（p.14）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将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既没有抱住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不放、拒绝改革开放，又没有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照搬什么“西方模式”、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在国内政治风波、经济风险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经受住考验，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能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动和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中充满生机活力，是因为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分不开。
三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实践活动，也始终是中国社会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们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能否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这是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大事，对于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2］面对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大发展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全会果断地做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到十分突出的位置，明确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展理念是对中共执政以来特别是中共八大的发展理念的恢复和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因此，党执政以来，各项工作都着眼于发展、围绕着发展、有利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八大前后，党确定要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战略设想，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等关于发展问题的很多重要思想。党在八大后的失误，归根到底是背离了八大路线，没有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的各届领导集体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关键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根据新的实际，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这类重大问题。
在改革开放中，党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持一心一意谋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把握住人民的愿望，把握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p.128）“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5］（p.63）国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国际竞争，说到底也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只有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改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党一直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不放松。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共十七大仍然认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要解决前进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将各项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就必须坚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当作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是一种客观科学的认识，是将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重要理论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中，党在解决发展中大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上与时俱进，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特色。主要有：
改革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5］（p.134）。为了发展，我国进行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各项改革，并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为了发展，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利用世界文明成果发展生产力。30年来，改革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我国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部署，才能落实
为此，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部署: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依此部署，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实现第一步目标，在1995年提前完成第二步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又初步提出了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指导方针和主要任务。中共十五大庄严宣告:21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新“三步走”是对原有的“三步走”战略的进一步展开。“三步走”的构想，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实施的目标和任务，对于动员全国人民拼搏进取，坚定、扎实、稳步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迈进具有重要意义。
将发展看作是一个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进步过程
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后，毫不动摇地进行经济建设，经历了从主要强调经济量的发展到主要强调经济质的提高的过程。与此同时，党并没有忽视社会主义社会次要矛盾的作用，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后来，在主要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中，党又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发展绝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完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加快经济增长和保护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致力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重大关系，在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努力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处处险滩，重重阻力。保持社会稳定，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所以，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既注意大力推进改革发展，又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在改革中，党一方面注意准确地把握和正确地认识前进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并设法解决，不以所取得的成就去掩盖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其危害性;另一方面，也不因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动摇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告诉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因此，党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以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国家在分配制度和经济发展上，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又快又好的原则。中共十七大在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时地调整了政策，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10］（pp.37，38）这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重视社会公平的发展理念，有利于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的重要保证。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这正是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参引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3］《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83～384页。［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1页。［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6］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6页。［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8］《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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